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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何時開始一夫一妻 |
| 一說起歷史，中國人總是頗自豪的。5000年文明源遠流長，比起今天得勢的西洋、東洋鬼子來，自是大大的優越。可翻開史書一看，卻很有幾分尷尬：我們有準確記年的歷史，只能追溯至841BC，也就是西周共和元年。再往前，就語焉不詳了。以至於武王伐紂這等大事兒，歷史學家們也只能吱吱唔唔地說：“肯定有這事兒，具體年份嘛，不是1027BC，就是1122BC。”你看，不過是三千年多前，這麼大的事兒居然就有了近一百年的誤差。 九十年代中期，宋健出訪埃及，看到埃及在古代史和文物研究上的成就，深受刺激。聯想到咱們自己，周以前的歷史，不過是東周人編撰的一些神話故事。硬碰硬地拿紀年說事兒，竟說不到三千年之外，這和埃及相比，差距未免過大。還要硬撐著說咱也是四大古代文明之一，面子上終究不太好看。 回國之後，宋健拿出5700萬塊錢來，交給考古學家、歷史學家、文字專家和物理學家，讓他們去河南、山東到處刨地。這，就是夏、商、周斷代工程。 如今，我們對夏商周三代的知識，較前已有大大的進步。這自然要得益於考古學近年來的大量新發現。黃仁宇以他的“大歷史觀”蜚聲海內外，在《萬曆十五年》之後，他又於1993著《中國大歷史》一書，對自己的大歷史觀做全面詮釋。但宥於當時考古知識的匱乏，他對到底有沒有夏這一朝代都不抱足夠的信心。書中他這樣說道：“可是關於夏朝的傳說雖多，也仍沒有考古的實證確斷它的存在……” 隨著二裡頭文化的進一步挖掘梳理以及齊家文化遺址的出土，夏的存在已經不是問題。但我們還是沒有發現夏的文字——中國有文字的歷史，仍只是起源于商朝。從傳統定義來看，“文明”二字是需要滿足兩個條件的：一是要建立起國家這一政治社會組織；二是要有文字。現在的問題是：關於夏，只發現了城郭，而沒有文字。那麼，夏是個國家呢，還是僅僅像北美易洛魁印第安人那樣只是個部落聯盟？它有資格被稱為夏朝嗎？ 一批中國史學家傾向于承認夏是國家而不僅僅是部落聯盟。與其說這是出於樂觀，不如說是出於將中國文明歷史再向前追溯一大截的急迫心情。關於夏的文字缺如，他們這樣辯解道：“那時的文字都是寫在竹簡和絲織品上，時間久了，自然就爛掉了。” 這麼一來呢，就死無對證了。心裡犯嘀咕的悲觀論者，也拿不出夏不是個國家的證據。這種情況下，再提反對意見，不過是白落下個“沒有民族榮譽感”的惡名，誰願意呢？！於是，史學界便“形成共識”：夏是一個國家。 我們不妨從另一個角度來思考一下這個問題：夏朝，是母系氏族社會，還是父系氏族社會？如果夏只是個母系氏族社會，那麼，再考慮到沒有發現它的文字，再將夏稱為國家，似乎就不那麼說得過去了。 乍一看，這問題似乎不存在。《史記》開篇就講軒轅氏的黃帝，取代了“德衰”的神農氏炎帝。單從炎帝和黃帝的姓氏看，似乎就有端倪可尋：軒轅氏，自然是熱衷於征伐的放牧人；神農氏，自然是個種地的農民。這暗合了理安?艾斯勒的理論：父系對母系的取代，源於遊牧民族對農業民族的征伐。於是今天，許多人願意相信：西元前45世紀的中國，就開始有了以一個名叫黃帝的男人為首領的父系氏族社會。 如果真的是這樣，那中國的父系社會的歷史，即可推溯至6500年以前。而父系氏族社會，和國家這一政治社會不過是半步之遙。至於文字嘛，那是因為當初寫在竹簡上和絲織品上，早爛光了。不像蘇美爾人的泥板，可以保留至今。 這個說法，豈不大快人心？！ 可是，《史記》又告訴我們，黃帝出生是因為“其母附寶，之祁野，見大電繞北斗樞星，感而懷孕”。可見以黃帝為代表的軒轅氏，是來源於一個“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母系部落。更為重要的是，根據《史記》的說法，黃帝的二十五個兒子分屬十二個姓。如果黃帝是個父系氏族首領的話,這可怎麼解釋呢？ 從考古發掘來看，一直到大汶口文化的墓葬中，才第一次看到有成年男女合葬在一起的墓葬形式。其年代，是在西元前4040年至西元前2240年之間，比傳說中的黃帝至少晚了500年，差不多正好是傳說中屬於堯、舜的時代。但是，在133座墓穴中，能夠確認是一對成年男女的合葬在一起的墓，只有4座。即使是這四座，我們也無法確定葬在一起的這四對男女一定就是夫妻。 說到堯、舜其人，不免讓我想起陳顧遠先生所著的《中國婚姻史》。按陳先生的意思，堯將兩個女兒娥皇、女英嫁給舜之後，舜的弟弟象，也是可以與兩位嫂嫂睡覺的。另外，《淮南子?汜道訓》中也有這樣的記載：“昔蒼吾繞娶妻而美，讓其兄，……孟卯妻其妻，有五子焉。”如果我們以這些為依據，認為堯、舜時期中國即已進入了父子、兄弟共妻的早期父系社會的話，未免失於輕率。要知道，這些不過都是東周人編撰的一些神話故事罷了。到底有沒有堯、舜其人，都還成問題。有的史學家就以上述資料為依據，主張中國進入父系社會是始於堯、舜。如果是這樣，那倒不如更進一步，乾脆相信是始于黃帝得了，至少又能早上五百年。因為，《史記》裡一本正經地介紹過，黃帝的正妻叫嫘祖，還生了兩個有名有姓的兒子，一曰玄囂，二曰昌意。這樣的說法，你信嗎？怎麼會這麼巧，黃帝娶的大老婆恰恰就是發明養蠶的“蠶花娘娘”？ 所以，神話傳說這樣的“軟資料”雖不可完全棄之不顧，但在解讀的過程中，也要參照考古發掘這樣的“硬資料”。兩下吻合了，才能得出一個比較靠得住的結論。 齊家文化的時代正好在西元前21世紀到西元前17世紀之間，與夏朝的時代吻合。不過在墓葬上，一夫一妻式墓葬的比例雖然較堯、舜時期的大汶口文化要高，卻仍遠不是主流。多數考古學家謹慎地認為，即使齊家文化時期已經出現了父系氏族社會的形態，那也只是萌芽，絕沒有成為當時婚配形態的主流。 這樣謹慎的態度，似乎也得到了史料文獻的支持：《尚書》和《史記》中，都記載了大禹在舜面前表功的一段話：“予娶塗山，辛壬癸甲，生啟予不子，以故能成水土功……” 。這段話的難以翻譯，就在“ 辛壬癸甲”這四個字。它究竟是什麼意思，曾頗多爭議。郭沫若的解釋，是說辛壬日娶婦，癸甲日生子。也就是說，大禹娶了這個塗山氏的老婆之後，過門才兩天就生下了兒子啟。為了圓這個說法，又有人扯出這麼一套解釋：那時的女性是有婚前性自由的，男子因而有“殺首子”的習俗——將娶回來的女人所生的第一個孩子殺掉，因此大禹便“生啟予不子”了云云。但是我們知道，啟並沒有被殺掉，也沒有被大禹不承認。日後，他還繼承了大禹的權力，當上了夏朝的第一代國君。這個解釋的另一個致命弱點是：不把啟當親生兒子，和“成水土功”之間有什麼因果關聯呢？為什麼非得“生啟予不子”，才能“以故能成水土功”呢？ 對於“辛壬癸甲”這四個字，張光直先生在其《中國青銅時代》一書中做了這樣的解釋：“我娶塗山氏女子，是名門正戶，且符合辛配壬、癸配甲的嫁娶規則。生了兒子啟，我也沒有回家看望，因而成就了治水的功績。”這個解釋不僅合情理，還與後來商朝的廟號相吻合。相比之下，郭沫若的解釋這就顯得很沒有道理。試想，如果大禹真的娶了位兩天后臨盆的孕婦，他會拿這個說事兒嗎？ 大禹說“ 辛壬癸甲”這四個字的時候，神情中一定是充滿自豪的。這讓人不由得聯想起古希臘的那些英雄們在戰場上自報姓名的方式：“我，阿喀琉斯，高貴的珀琉斯的兒子……。”一件值得拿出來炫耀的事情，一定不會是平常稀鬆的。由此可見，大禹能夠確認啟是自己的兒子，同阿喀琉斯能夠確認珀琉斯是自己的父親一樣，在當時一定是一件很有面子的事情。即使到了現在，祖上曾經榮耀過的人家給孩子起名字，也會與普通百姓有所不同。比如阿拉伯的奧森瑪?本?拉登、西班牙的羅伯托? 唐?卡洛斯之類，這名字中間的“本”和“唐”，就是“某某人的兒子”的意思，法國人名中的“德”以及荷蘭人名中的“範”等等，估計也都是差不多的意思。 試想，以大禹的社會地位，照規矩娶老婆也值得如此誇耀的話，當時的婚俗，亦可想而知。 夏之婚俗，可以用兩個字來概括：雜、亂。 雜，是指各種各樣不同婚制的多元化並存。所謂“上古萬國、至商三千，于秦則無”。這些組成了夏朝的大大小小、數目繁多的部落，其婚配模式自然也是形態各異的，既有早期的父系氏族社會，又有母系的普那路亞夥婚制，甚至還會存在更加落後的血婚制部落。 亂，指的則是母系氏族社會時期從來沒有出現過的一個新問題——族內婚！ 我們知道，在周朝以前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是“男子稱氏、女子稱姓”的，這句話的意思，並不是說某人生了兒子，就將他命名為某某氏；而生了女兒，則將她命名為某某姓。這樣的解釋是說不通的，一對男女遵守母系的婚配原則也好、遵守父系的婚配原則也好，屬於他們的子女不應該有姓氏上的不同。“姓”這個字，本意即為“女生”，因此，“男子稱氏、女子稱姓”的真正意思是，如果是遵照母系的婚配和承繼規則，那麼孩子就稱姓；如果是遵照父系，那麼孩子就稱氏。由此可見，“男子稱氏、女子稱姓”的時期，就是兩種截然不同的婚配和承繼制度並行的時期。這種雙軌制並行的例子，見於雲南彝族的他魯人。他魯人的年輕姑娘如果不願意出嫁，那她就會和一個母系的納西族姑娘一樣：呆在家裡接待本氏族之外男子的拜訪；當然，她也可以選擇出嫁：離開自己的氏族去和自己喜歡的男子一起生活。在前者，她的孩子隨母姓，也就是“稱姓”；在後者，她的孩子歸男方，也就是“稱氏”。 我們可以設想，在這母系和父系“雙軌制”的時期，即使是在同一個氏族中，也同時存在有認同父系婚配制度的“新派人士”和堅守母系婚配制度的“傳統人士 ”。兩種截然相反的觀念的並存，必將造成婚配上的混亂。比如：一對同父異母的兄妹，如果是按照父系的新派觀點來看，他們是同一氏族的，不能通婚；可如果按母系的傳統觀念來看，只要他們各自的母親不屬於同一母系氏族，那這一對兄妹就可以結婚。 在實行群婚的母系社會以及早期的父氏社會，對於男人們來說，他的姊妹以及所有那些可以和自己有性關係的女人所生的孩子，都是他的兒子或女兒；對於女人們來說，她所有的姊妹和兄弟的孩子，也都是她的兒子或女兒。所以，古代一對被稱為兄妹的男女，往往並不意味著他們有共同的父親及/或母親，而僅僅意味著他們是同一氏族中屬於同一輩份的一對男女。由此我們可以推知，關於古代兄妹婚的各種傳說，指的不過是族內婚而已。 父系氏族社會剛剛建立起來的時候，男人們不但在一定範圍內共用妻子，思想上也存在著嚴重的母系氏族社會的遺存。在一個父系氏族社會中，妻子們的來源五花八門，有搶來的、有買來的、也有從戰敗部落中俘獲來的。所以，從早期父系氏族中妻子們的角度看來，屬於同一父系氏族的兄妹之間完全有通婚的資格——只要他們不是一母所生即可。這樣一來，恰恰是母系社會所嚴守的族外婚觀念，為早期父系氏族社會中的族內婚提供了倫理上的依據。 居住在雲南的基諾族，便是這種情況很好的一個例證。婚前，同一氏族內屬於一個輩份的男女可以自由戀愛和同居，只是正式的婚姻需要與氏族外的異性相締結。因此，基諾族青年往往會陷入一個痛苦的境地：有機會自由戀愛，卻不得不和另一個自己不愛的人締結婚姻。不過，如果兩個人實在愛得太深了，無法分開，那麼，在征得族內長老的同意之後，便舉行祭祖的儀式，然後就可以“有情人終成眷屬”了。 從神話傳說中，也可看出父系取代母系的過渡階段，曾經有過的這個族內婚問題：早先母系社會的時候，人們崇拜的只是一個女神，人類是由女媧“摶土為人” 而產生。後來，她不耐煩了，改用一條鞭子在黃泥巴裡蘸一蘸，朝四周亂甩，於是一個個泥點子變成了人，由此，女媧造人的效率也大大提高了——這似乎解釋了中國人的膚色以及何以中國會有這麼多人；到了早期父系社會的時期，關於人類起源的故事也有了相應的新版本：出現了一個男神盤古——女媧的兄弟，他和女媧結婚，於是產生了人類。其它民族也有大同小異的故事，比如希臘，先是只有女神蓋婭，後來她生了個男神烏拉諾斯，這一對母子再生出奧林匹斯山上的第一代眾神。宙斯稱王之後，便娶了自己的姐姐赫拉。 夏朝經歷了約470年、十七代王之後，權力從桀的手上轉到了商湯。從殷商開始，中國歷史開始有了文字記載。這個來自東方的新統治集團，還保留著濃厚的母系氏族遺風。在王位的承襲上——按張光直先生的意見——還是舅甥承繼，而不是父子相傳。貴族們雖然都姓“子”，但是以天干為名分成十支，以甲、乙兩支為首帶一組，以丁為首帶一組。兩組間實行族內婚，以保王位血統的純淨。一個人能否繼承王位，他的母親在氏族中的地位，起著決定性的作用。 在殷墟的考古發掘中，發現一夫一妻式的合葬也只占到三分之一。而且，從墓葬中陪葬品的情況來看，女性的地位並不比男人差。迄今出土的最大的青銅禮器司母戊鼎，出自商王武丁配偶的墓——而不是商王本人。從卜辭上我們也得知，武丁的另一個配偶婦好，還曾經率領大軍四處征伐，戰績相當輝煌。 那麼，會是會是這樣的一種情況：屬於中原文化的夏朝，父系社會發展的水準很高。只是在被來自山東的新主子殷商征服之後，朝著母系社會“退化”了呢？這個可能性看來很小很小。一是按照理安?艾斯勒的理論，如果有一對鄰居，一個是父系氏族社會，另一個是母系氏族社會。那麼，挑起事端並能打贏戰爭的，應該是父系氏族社會的那一個。另外，《論語》中孔子曾說過這樣的話：“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這裡說的“諸夏”，當指中原地區與夏王朝並存的眾多部落。孔子的這句話告訴了我們，總的看來，務農的夏代，其父系社會形態的發展水準要低於東方和北方的少數遊牧民族。在這句話中，孔子舉東方的夷和北方的狄，而不是提西方的戎和南方的蠻，似乎並不是無心的。我們知道，取夏而代之的殷商，來自於東方；而取商而代之的周，則恰好來自於北方。 由上看來，夏是一個國家的可能性很小，看起來更像一個母系的部落聯盟——和印第安人的情況差不多。而至於商，我們確切知道的事情有兩件： 一、 一夫一妻制式的墓葬僅占三分之一； 二、從王族的情況來看，一個人能否當上王，其母親的身份起決定性的作用。並且，從墓葬的規格上看，王后的地位如果不是比王更高的話，也至少與王平等。 30代王、近500年後，商朝的王權在紂的手上丟掉了。周朝建立，時為西元前1122年或1027年。乍一看，好像是500年前殷取代夏故事的翻版：都是邊陲遊牧民族對中原的入侵和佔領。區別好像只在於上一次新主子從東來，這一次新主子從西北來。其實不然，周的建立，使得中國在社會形態和婚配制度上，發生了巨大的轉變。 按周人自己的說法,他們是夏人的後裔,其祖先的名字叫“後稷”，可見是以務農為生的。其活動區域在夏勢力範圍的北部，生活習俗難免受北方遊牧民族的影響。據《史記》記載,後稷之子叫不窋，曾“去稷不務”，意思是說放棄了原有的農業生活方式,改為和戎狄一樣的遊牧生活方式了。到了公劉的時候，才又回到中原地區務農。後稷和不窋的時代已不可考，只是傳說後稷與舜及大禹是同時期的人物。不過有把握的是，從又一次回頭務農的公劉開始，到文王的父親季曆，期間的跨度大概是四百年。 一、周在還沒有取得王權的時候，就已經實行了嚴格的父系外婚制。同姓之間，“雖百世而婚姻不通，周道然也”。自此以後，姑表親之間的締婚，在中國成為禁忌。周朝建立後，姬姓之間互不通婚，王與諸候的妻子大多娶自姜性的齊國、姒姓的杞國或乾脆與周邊的少數民族通婚；自己的女兒則大多是嫁給了承殷祀的宋國或是承夏祀的陳國。 二、建宗法、分嫡庶，將父系氏族的傳承規則法制法、制度化。並在此基礎上，建立起嚴格的一夫一妻制。雖然王和貴族可以多娶。但嫡妻只能有一個。嫡妻之外，則只能是妾。妾生子，也只能是庶子，沒有繼承權。在娶妾上，也有禮法加以限制。王在嫡妻外，可以有一百二十個妾；諸候一娶九女，且不再娶，可見妾是八個；大夫是一妻二妾；士則是一妻一妾。而庶民，則只許有一妻與之匹配，故而庶民被稱為匹夫匹婦。這便是具中國特色的一夫一妻多妾制。以後各朝雖然對妾的態度各有不同，但對於一夫一妻，則一貫加以嚴格遵守。 三、制媒妁、具六禮。官家設媒官，要求百姓“非媒不娶，非聘不見”。自由結合的只能算是淫奔。即便那個男子當時沒有妻子，“淫奔”來的女子也只能算是妾。《詩經?齊風?南山》有雲：“……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可見“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這一套制度，在當時已經被普遍接受。在官家的介入下，一個男人娶妻，要經過六道手續，即具六禮，分別為納采（求婚）、問名（問女子名字及生辰八字）、納吉（回去算算女方生辰八字吉不吉利）、納幣（送財禮）、請期（定過門日子）和親迎（娶老婆回家）。費了這麼大的人力物力之後，女方還想和對偶婚時一樣，不高興就走人，那就不是她能說了算的事情了。所以，在掠奪婚和對偶婚遺存嚴重的當時，這一套制度的執行，無疑起到了鞏固婚姻的作用。在抑制掠奪婚的同時，將婚姻中買賣的行為程式化，無疑也強化了男子對於自己妻妾的佔有觀念。 但翻開史書，我們便不難發現，其實春秋戰國時代，是淫亂得一塌糊塗的。王公貴族，違制多娶自不待言；貴婦們與人通姦鬧出醜聞的，也是不勝枚舉。比如鄭穆公的女兒夏姬，嫁給陳國的一個大夫，丈夫死後與陳靈公和另外兩個大夫集體通淫，後來，又嫁連尹襄老，丈夫在外作戰時，在家與繼子蒸淫。更為極端的例子，又如衛宣公、楚平王，給自己的兒子娶媳婦，得知兒媳婦漂亮後，就自己扒灰了；宋襄公夫人王姬，六十歲高齡時愛上了自己的親孫子公子鮑，強逼孫子和自己睡覺。為了公子鮑能最終繼位，還殺死了自己另外的一個孫子；齊襄公和自己的異母妹文姜通姦，在文姜嫁給魯桓公做了魯國夫人後，還繼續和她通淫，魯桓公還因此而送了命。此外，《左傳》中還記載了大夫階層中類似於現在“換妻俱樂部”的情況，如慶封與盧蒲嫳的易內而飲酒，再如晉祁勝與鄔臧之間的彼此通室等等。 周朝這種專偶制的不徹底，原因有很多。在武王伐紂的時候，聯合的部落達400多個，可見當時是多部落氏族並存的。這些部落落後的婚俗，對周難免有所影響。舉其大者齊國而論，齊國姜姓，“薑”、“羌”相通，可見是來自西方的遊牧民族。建立封國後，齊國仍保留著遊牧民族父系氏族早期的婚俗，即父系內的族內婚，這種現象在遊牧民族中是十分常見的。故齊桓公多內寵，姑表姐妹多人不嫁，就是一例。晚至齊襄公，與同父異母妹文姜通姦後，為了遮醜，竟下令全國，家中長女不嫁，命為“巫兒”，居家主祭。民間風俗由此可見一斑。 再者，周以一個蕞爾小邦取殷商而代之，與殷人相比，無論在人數上還是在文化上，作為統治者的周人都處於劣勢。從許倬雲先生的《西周史》中我們得知，周王朝的大多數封國起初並沒有明確的地望，被委以封國重任的貴族從周天子手中得到的，只是一些象徵權力的禮器、服飾和若干建制完整的殷民部落。在各個封國中，殷人並不被當作奴隸看待，而是協助周人，共同對封國內的原住民實行統治。在封國內，周人和殷人建一個城郭並一起居住在裡面，自稱“國人”；而生活在城外的原住民，則被稱為“野人”。在邊患十分嚴重的燕國，殷人在國內的地位幾乎與周人沒有什麼差別；而在十分注重禮儀的魯國，殷人也保留著祭祀自己祖先的“ 亳社”。由此可以想見，殷人的母系社會結構以及對偶婚風俗的遺存，在周朝建立後的相當長一段時間之內，並沒有受到實質性衝擊。 另外，周關於婚制的規定，是以禮的方式推行的。所謂“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因此，對於下層百姓的管束，便很不嚴格。連年的戰亂，使得各國亟須增加人口。於是官媒又有了另外的任務：“……仲春之月，令會男女，奔者不禁”。就是說，每年春暖花開之際，政府有關部門都要將未婚男女組織在一起。在一起做什麼呢？當然不是跳交誼舞，而是集體通淫。其婚制推行的不徹底和士庶間的雙重標準，在此暴露無遺。 造成這種不徹底性的深層次原因，還是觀念上的。人們關於氏族內財產共有的思想還很嚴重。財產如此，用錢買來的女人當然也是如此。所以，當一個男人死後，他的女人們便理所當然的被同氏族的男人繼承，這便是周代收繼婚甚至不同輩份間的“蒸”、“報”婚十分普遍的原因。一個女人屬於某一氏族的觀念十分強大，而一個女人專屬於某一個男人的觀念，卻相對淡薄，這是周代與現代一夫一妻制度差異的最根本原因。 這個問題，直到秦朝的建立才徹底解決。在周代，秦是個非常落後的遊牧民族。只是靠給周王朝養馬，才獲得了附屬國的地位。其婚制，還處於早期父系社會階段。兄弟、甚至父子共妻的事情屢見不鮮。秦風之粗鄙，僅舉《戰國策》中的一個例子就可想而知：楚韓交戰，韓派了好多使者求救于秦。使者中有一個名叫尚勒的，秦宣太后看著還順眼，便召入宮中向其闡述其想法：“妾事先王也，先王以其髀加妾之身，妾困不疲也；盡置其身妾之上，而妾弗重也，何也？……”這段話的意思是：“我和先王做愛的時候，如果先王只是屁股坐在我身上，那我不大一會兒就覺得累；如果先王整個身子趴在我上面，那我就不會覺得累了……”貴為太后，卻用自己的性交體位打比方，來向外國使節闡述本國的外交策略，這也算是古今奇談了。 到了秦孝公的時候，起用商鞅變法。這新法的實質，很像我們20多年前推行的“包產到戶”。 周代列國，依用井田法。一個氏族分一塊地，以“井”字劃成九塊，周圍的八塊，收成歸氏族自己，中間那塊地的收成，用來交稅。這和我們曾經有過的公社差不了多少。而商鞅的新法，是將土地全部收歸國有，重新丈量過後，分到每個壯年男子頭上。國家的稅收或徭役，直接與每個成年男子掛鉤，而不再是以氏族為單位加以徵收。一個家庭中，如果有兩個或以上的成年男子而不分家的， 人頭稅按五倍算。 這樣做的後果顯而易見。家庭中從此只有一個成年男人，並且這個男人要獨立承擔整個家庭的經濟和社會責任。嚴格的一夫一妻制，至此有了適合於自己的土壤。如果這個家中的男人早死，他的女人還有孩子需要撫養，有國家義務需要履行。所以，過繼或改嫁給別的男人，便是一件困難的事情。 一直到了這個時候，在概念上，一個女人才真正的歸屬于某一個男人，既便這個男人死了，也是這樣。舊約時期的猶太人，兄死後，如果身後無嗣，弟弟是非娶嫂子不可的。但是，生出來的孩子卻要歸於死鬼哥哥的名下，以便這一宗支的財產繼承。這便是某一女人在概念上專屬於某一男人最好的例子。比如《舊約》中有這樣一個故事：雅格的四子猶大，生有三個兒子。大兒子早死後，沒有子嗣。於是大兒媳他瑪被二兒子收繼，為的是生下屬于死鬼大兒子的孩子，以便於繼承財產——這是二兒子所不願意的。所以，他在與他瑪同房的時候，總是遺精於地，不讓她懷孕。二兒子死後，因為三兒子還小，無法收繼。最終，他瑪還是與公公猶大同房，才有了孩子。這個故事，也充分反應了父系氏族的早期婚姻，其著重點在於財產的繼承。為了得到繼承人，父子、兄弟之間並不在乎各種形勢的共妻。在古希臘、印度和埃及，甚至有具體的法律條文來規定，對一個無子寡婦的收繼，公公、大伯子及小叔子之間的優先順序。和猶太人相同的是，這樣生下的孩子，名義上仍歸於死者丈夫，以便於財產的繼承。 這深刻地說明，嚴格的一夫一妻制，只有在經濟模式的推動下，才能得以建立。 秦國也憑藉著新法的實施，迅速強大起來。到了西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了中國，隨即制定了嚴格的法律，在全國範圍內推行父權制下的一夫一妻制。公園前210年，始皇出遊至會稽，對當地母系氏族遺存嚴重的淫亂風俗十分厭惡，乃刻石立法。這大概是中國第一個涉及對婚外性行為如何加以處罰的法律了。其懲罰的主要內容是：“有子而嫁，背死不貞”、 “夫為寄豭（與別人妻子睡覺的人），（親夫）殺之無罪”、 “妻為逃嫁（與人私奔），子不得母” 。這三條，無一不深刻地說明了父權下專偶制的本質，那就是：讓男性得到一個在血統上靠得住的後代。為此，秦始皇還提出了具體實施的辦法：“防隔內外，禁止淫佚”。 由上可以看出，在中國，父權制的一夫一妻制，在周是折衷於禮，至秦又輔之以律。周完成了由母系向父系的轉化，而秦則打破氏族結構，建立起一夫一妻制的小家庭。 根據竺可楨的研究，公園前一千年左右，北半球曾經經歷了一次自東漸次向西的嚴寒，這正與周人自北向南侵入中原的時間相吻合。從那時候起直至清朝，農業社會的中原地區與北方及西方的遊牧民族兩者間的戰爭與交融，成為中國歷史上從未間斷過的主旋律。 中國歷史的另一個主旋律，則是所謂的儒法之爭。從經濟層面看，其實就是均田制和土地私有化之間的不斷搖擺。這個問題，就是黃仁宇的大歷史觀所闡述的核心問題：中央集權制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皇帝是所有土地的唯一合法主人。因此，在中國難以建立起私有財產的觀念。國家作為所有土地和農民的主人，有義務有責任讓所有的農民都能擁有土地的使用權（不是所有權），也就是“耕者有其田”。作為統治者，皇帝有義務實行仁政，以保證子民“豐年得保全生，荒年不致餓死”；而一個個耕者，則須向國家繳稅——這看起來像個合同。可是，管理這麼大個國家委實困難，皇帝建立起的文官系統非常低效，技術上不得不依賴于在民間建立宗族組織，以簡化統治環節。這就又要回過頭來求助於儒家的“君臣父子”思想，以意識形態手段來彌補技術上的不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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