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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最易誤解的48個文史常識 |
| 春風夏雨教化人 春秋時期的管仲不僅以其思想成為眾多學者孜孜不倦研究的物件，而且他的日常言行也成為中國成語寶庫中的經典，並世世代代影響著後人。其中，“春風風人，夏雨雨人”一詞別有深意。 漢代劉向在《說苑》中記載了這個典故。梁國宰相孟簡子因罪逃亡到了齊國，受到了管仲的熱情接待。當管仲看到跟隨孟簡子的只有三個人時，就問：“難道你在梁國時候就只有這三位門客？”孟簡子說：“豈止是三人，共有三千多人。”管仲感到很迷惑：“你現在逃亡，那他們為什麼不像其他人一樣離開你呢？”孟簡子就介紹了三個門客：其一是父親死後，是孟簡子幫助安葬的；其二是母親死後，孟簡子安葬的；其三是兄長被抓進監獄後，孟簡子設法營救了出來。因為孟簡子對他們都有恩德，所以他們才追隨著他同患難。 管仲聞言感慨萬千，想自己輔佐齊主變法革新，雖然讓齊國國力強盛，但是也得罪了很多人。安頓好孟簡子後，管仲說：“嗟茲乎!我窮必矣!吾不能以春風風人，吾不能以夏雨雨人，吾窮必矣。”意思是說，我不能像春風一樣吹拂人心，也不能像夏雨一樣滋潤人們，以後一定會窮困潦倒的。 管仲發出這樣的感歎不是沒有道理的。古語有雲：“己欲利，先利人；己欲達，先達人。”幫助了人，人家自然也會給回報的；而在別人困難的時候袖手旁觀，自然是會失去人心的。後來，這句話就比喻為及時地給予人幫助和教益，也作“春風夏雨”、“春風化雨”。 但是，也有人把這個詞用錯，比如：“喝罷酒，他搖搖晃晃地走在路上，春風風人，心情別提有多高興了。” 切勿亂拋“橄欖枝” 2006年德國世界盃期間，葡萄牙國家隊教練斯柯拉裡因為輝煌的執教經歷，吸引了很多國家足協的青睞。有些媒體在報導這一事件時，用上了“輝煌紀錄晃人眼，四國足協爭相伸出橄欖枝”的標題。無獨有偶，還有媒體對荷蘭前鋒范尼世界盃結束後的去向給予廣泛關注，報導是這樣說的：“就在比賽取勝後不久，德甲豪門拜仁俱樂部總經理魯梅尼格就向範尼伸出橄欖枝，希望範尼能夠在下賽季轉會拜仁。” 有關“橄欖枝”的典故，出自《聖經·舊約·創世紀》的第八章。為了摸清洪水氾濫的情況，諾亞放出鴿子去試探。當時世界上一片汪洋，鴿子無法落地，便又飛回方舟。七天以後，諾亞再次放飛了鴿子。等到晚上，鴿子飛回來了，嘴裡還叼著一片橄欖葉，諾亞由此獲知地上的洪水已退。後來，人們便把橄欖枝作為和平的象徵。雙方交戰，一方求和，便可說伸出橄欖枝。比如，去年《新民晚報》有則題為“美國向伊朗伸出橄欖枝是作秀”的報導，便揭露了美國對伊朗政策改變的虛偽性。 上文所引的例子中，四國足協顯然是向斯柯拉裡發出邀請，希望他能出任主教練一職，而不可能是和他講和，更不可能是在綠茵場上停止比賽。而魯梅尼格邀請範尼轉會拜仁俱樂部，也絕對不是想讓範尼不射門得分。所以，不如直接說是邀請加盟，少“伸出橄欖枝”。 另外，還有一種用法。比如，前不久在俄羅斯召開了八國峰會，中國也應邀參加了峰會。媒體報導時，所用的題目是《八國集團向中國拋出橄欖枝》。同樣是用“橄欖枝”，意思是說其餘七國希望同中國加強合作，建立和平相處、共同發展的戰略關係。所以，這裡的“橄欖枝”倒沒有用錯，可“拋出”一詞，卻是不太禮貌。 古時已有“走後門” “走後門”一詞據說出自北宋年間。宋徽宗即位後，以蔡京為相。蔡京上任後，拼命貶斥哲宗朝的舊吏，規定其子女不得為官和入京，甚至連其詩文也不准流傳。蔡京的這一做法引起了人們強烈的不滿，民間對此多有譏嘲。 在一次朝廷宴會上，聰明的藝人們借機演出了這樣一幕戲：一個大官坐在公堂上，傳判各事。有個和尚要求離京出遊，可是由於其所持的戒牒是哲宗年間的，結果被判令還俗；一個道士遺失了度牒請求補發，但是由於他是哲宗年間出家的，所以立即被剝下道袍，複為百姓。這時，一個屬官上前低聲問道：“今國庫發下的俸錢一千貫，皆為舊時錢文，如何處置？”這個大官略作沉思，悄悄地說：“那就走後門，從後門搬進來吧!” 在上述語境中，“走後門”一詞既是對蔡京所作所為的一種嘲弄，也是對官家牟取私利的一種諷刺。後來，這個詞比喻為通過托熟人、拉關係、送禮行賄等不正當手段，來達到某種功利目的，私下獲取某種利益。 對照中國特定的觀念，在漢語語境中，前門喻指正規的法定的規則，而後門則喻指各種各樣的非正規途徑，特別是指人情關係。 問鼎沒有拿第一 2006年的德國世界盃是一項全球關注的賽事，精彩的比賽不僅讓全球觀眾看得過癮，更吸引了無數媒體參與報導。一時間，有關世界盃的報導不計其數。 7月10日，新浪網體育頻道刊發了一篇文章，對世界盃決賽進行了報導，題目是《決戰柏林：義大利問鼎成也齊祖敗也齊祖》。先不說文章寫得怎麼樣，單從這個標題來講，已經讓人很失望了。本來義大利已經奪冠，偏偏用了“問鼎”一詞，顯然這是錯誤的。要是按照作者寫的那樣，很容易讓人犯嘀咕：莫非義大利和法國的決賽還沒有結束？ 鼎是我國青銅文化的代表，在古代被視為立國重器，是國家和權力的象徵。鼎又是旌功記績的禮器。周代的國君或王公大臣在重大慶典或接受賞賜時都要鑄鼎，以旌表功績，記載盛況。直到現在，中國人仍然有一種鼎崇拜的意識，“鼎”字也被賦予“顯赫”、“尊貴”等特殊意義。 “問鼎”的典故出《左傳?宣公三年》，說的是楚莊王率軍來到洛陽，在周天子眼皮底下檢閱軍隊。周定王派大夫王孫滿去慰勞，楚莊王借機詢問周鼎的大小輕重，遭到王孫滿的斥責。王孫滿說：“政德清明，鼎小也重；國君無道，鼎大也輕。周王朝定鼎中原，權力天賜。鼎的輕重不當詢問。”楚莊王問鼎，大有欲取周王朝而代之的意思。 隨著詞義的發展，“問鼎”已經擴大了它的意義範圍。本來“問鼎”是指“圖謀奪取政權”，只限用於政治鬥爭中，現在則可以用在科技、文化、體育等領域，在體育比賽中使用頻率更高，一般表示運動員或者運動隊“力爭奪取冠軍或第一名”。 豈可隨便就出家 時下熱播的一些電視劇中，看破紅塵的男主人公往往即興宣佈自己皈依佛門，之後就退出江湖，從此不再介入是非恩怨，在青燈古佛之下了卻餘生。 其實，在古代，出家哪有如此容易？ 在古代要皈依佛門，必須經過合法的途徑。最重要的一條就是必須持有度牒。度牒就是國家認可的出家資格證書，是政府機構發給公度僧尼以證明其合法身份的憑證。古代，度牒一般由尚書省下的祠部頒發，故亦稱祠部牒。唐代的度牒都用綾素、錦素、鈿軸製成。宋代一度改用紙制，至南宋仍舊用綾。度牒上一般寫明所度僧尼的法名、俗名、身份(指明童子或行者及其職銜)、籍貫、年齡、所住或請住持寺院(入何寺院名籍)、所誦經典、師名等，並有祠部的批文、簽署日期和官署名等。僧尼有了度牒，便取得了合法的身份，有度牒的就算是正規僧人，留居本寺或行游他方都不會被為難，可免賦稅和勞役、兵役等義務，得到政府的保護。 為增加財政收入，官府經常出售空名度牒。據宋代《燕翼詒謀錄》等書，宋徽宗初年每道度牒價錢二百二十千，後來每年賣三萬餘紙，價大跌，於是停止發行若干年，已發行的也毀棄作廢。南渡之後政府嚴格控制，不輕易出賣，但允許加價轉售，度牒漲到每道八百千，需要者多方經營而後得之，費用當然還要上漲。賣度牒成為官府重要的收入來源。至宋高宗紹興三十一年，宋政府重新開始印製發放。因為得之不易，大家也都重視，《水滸》上說魯智深溜下桃花山，“胸前度牒袋內藏了真長老的書信”，可見度牒是小心收藏的。“棒錘似粗莽手腳”的孫二娘也有溫柔的一面：她取出度牒，縫個錦袋盛了，教武松掛在貼肉胸前———可見這本護身符在她心目中的分量。 因此，出家絕非一件容易事，不是自己宣佈出家就出家了，只有手持度牒才能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和尚，否則就是“非法”出家。 “勞燕”最慣是“分飛” 第一次見到“勞燕”這個詞是多年之前，那時，高考在即的我們是如此惴惴不安。面對不可知的未來，每一個人的心裡都充滿了莫名其妙的情緒。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有一天，教室的黑板突兀出現的“勞燕紛飛”四個字一下子就深深打動了我。該畢業了，我們這群“辛勞的燕子”將被高考驚起，紛紛飛去，落下一地羽毛。 後來我飛到了一所大學的中文系，當讀到“東飛伯勞西飛燕，黃姑織女時相見”的詩句時，我才知道了自己從前的誤讀。 原來，“勞燕”代指伯勞和燕子兩種鳥類，“勞”是伯勞的簡稱，和“辛勞”無關。 “勞”和“燕”分別朝不同的方向飛去，因此，它們的姿勢是“分飛”而不是“紛飛”。 伯勞俗稱胡不拉，是食蟲鳥類，大都棲息在丘陵開闊的林地，為我國較為常見的鳥類。因為較常見，所以在古詩中出現得較多。和伯勞一起走進詩裡的還有燕子。譬如王實甫的《西廂記》中就有這樣的句子：“他曲未通，我意已通，分明伯勞飛燕各西東。” 當伯勞遇見了燕子，二者就相互完成了身份的指認，共同構成了全新的意思，在傳統詩歌的天空下，伯勞匆匆東去，燕子急急西飛，瞬息的相遇無法改變飛行的姿態，因此，相遇總是太晚，離別總是太疾。東飛的伯勞和西飛的燕子，合在一起構成了感傷的分離，成為了不再聚首的象徵。 “先喝為敬”有淵源 在社交場合尤其是晚宴、午宴之時，我們經常聽到的一句社交辭令就是“先幹為敬”。有些人也許以為這是現代人的發明，其實不然，“先幹為敬”的勸酒方式是從傳統文化裡延伸出來的，堪稱源遠有自。 古人居所一般都是堂室結構，這種建築有堂有室。堂在前，室在後，堂大於室。堂室之間，隔著一堵牆，牆外屬堂上，牆裡屬室內。堂上不住人，是古人議事、行禮、交際之所在。舉行禮節活動時，室內以東向為尊，即席上最尊貴的人面東而坐；堂上則以南向為尊，最尊貴的客人南向而坐。按照這種尊卑長幼排序坐好之後，酒席就可以開始了。 喝酒時，主人必須先于客人飲酒，是為“獻”。這種禮俗起源很悠久，主人先飲，包含了向客人暗示“酒裡無毒”，可以放心飲用之意(這一點，與通過握手表明雙方手裡都沒有暗藏兇器的思路很接近)。主人飲過之後，客人亦須飲酒以回敬主人，是為“酢”，亦稱“報”。之後，主人為勸客人多飲，自己必先飲以倡之，是為“酬”。客人在主人飲過之後也舉起酒杯暢飲，是為“應酬”，即以此回應主人的厚意。 這樣的禮俗慢慢延伸下來，就是今天我們所見到的“先喝為敬”。現在人們在酒宴間也都是先進酒於賓為敬，為了勸客人飲酒，主人常自己先幹一杯。這也許可以稱得上是中國源遠流長的酒文化之具體而微的體現吧。 知道了這樣的規矩，我們不僅知道了“應酬”的來歷，對於我們在酒席之上如何應對才不失禮貌也會有所幫助。 “五服”並非五件衣 “五服”這個詞在現代漢語裡出現的頻率雖然不算太高，但在傳統文化裡，卻是一個十分重要的詞。 “五服”本身又是一個詞義十分複雜的詞。它可以作為計量單位。作為計量單位用的時候，王畿之外，每五百里為一服。由近及遠，分別稱為侯服、甸服、綏服、要服、荒服。同時，五服也可以指禮儀中的“吉服”和“凶服”。吉服之五服，指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五等之服裝樣式。而凶服之“五服”是喪服的五種依親疏差等分出來的五等服裝。中國封建社會是由父系家族組成的社會，以父宗為重。其親屬範圍包括自高祖以下的男系後裔及其配偶，即自高祖至玄孫的九個世代，通常稱為本宗九族。在此範圍內的親屬，包括直系親屬和旁系親屬，為有服親屬，需要服喪。親者喪服重，疏者喪服輕。服制按服喪期限及喪服粗細的不同，分為五種，就是所謂的五服：1，斬衰，用極粗生麻布為喪服，不縫衣旁及下邊。2，齊衰，用次等粗生麻布，縫衣旁及下邊。3，大功，用粗熟布為喪服。4，小功，用稍粗熟布為喪服。5，緦麻，用稍細熟布為喪服。緦麻是最輕的服，表示邊緣親屬。“五服”之外，基本上就不用再穿喪服了。因此，“五服”在實際上也代表了血緣的親疏遠近。 到目前為止，在中國農村的很多地方，依然保留著“五服”這種說法，只是這種說法更偏重於指家族血緣關係的遠近。譬如，有時人們說自己和另外一個人的關係時，往往這樣說，我們兩家已經出了“五服”。這意思也就是說，他們擁有共同的祖先至少已經是五代之前了。 “冠冕”並不皆“堂皇” “冠冕堂皇”是一個成語，比喻外表很體面然而實際並不如此。但在古代，“冠”和“冕”二者的詞義所指並不太一樣。 帽子古代稱首服，“冠”在古漢語裡第一個意思就是首服的通稱。古時，人的社會身份不一樣，“冠”也就不一樣：庶人戴的為緇布冠。緇為深黑色，緇布冠就是深黑色的布所制的帽子。而大夫和士戴的是玄冠，用黑繒製成。玄也是一種顏色，是淺黑色。冠的第二個意思是冠禮。冠禮是男子的成人禮，士二十而冠。 與冠相比，冕的地位要高得多，冕為首服之最尊者。冕的大致規格如下：上面是木板，木板外包麻布，上面是黑色，下面是紅色。一般來說，只有天子、諸侯、卿大夫才有資格戴冕。 因此“冠冕”雖然連用，但二者卻有嚴格的區分，冠和冕內部又有很多差別，所以冠冕並不皆堂皇。 “此致”乃到此結束 幾乎所有識字的中國人都寫過信，幾乎所有寫過信的人都會用“此致”、“敬禮”作為結束語。“敬禮”的意思比較明白，“此致”到底什麼意思，“此致”和後面的“敬禮”到底是什麼關係，卻是眾說紛紜的問題。 先看一個例子，此例出於《魯迅手稿全集?書信第六冊》，在《1935年4月1日致徐懋庸》的結尾，魯迅先生這樣寫道：“此致，即請道安。”在《1935年8月3日致李霽野》的結尾，魯迅先生寫道：“此致，即頌暑祺。”魯迅先生這樣的用法，至少說明了一個問題，“此”者不是指後面的“道安”、“暑祺”，因為在“道安”和“暑祺”前還有“即請”、“即頌”一類的詞來引領。既然如此，“此致”和後面的“暑祺”就不可能再有動賓關係。同理，“此致”和“敬禮”之間的關係也不可能是動賓關係，或者說，二者在詞義上不存在任何直接關係。 那麼，“此致”是什麼意思呢？其實，這是從古文傳承下來的一種用法。這裡的“此”，其作用在於概指前文，而“致”字在這裡的意思是“盡”、“結束”，“此”、“致”連用，表達的意思是“我要說的事情到這裡已經說完了”。 理解了“此致”的意思，我們就會明白，為什麼下發通知的公文末尾要用“此通知”，發佈命令的公文時末尾要用“此令”……所有這些，其實都是煞尾語。 所以，從慣例上講，信件的結尾，“此致”和“敬禮”都必須單獨成行。 “笑納”並非笑著納 中國自古就號稱禮儀之邦，說話講究一個“禮”字。隨著時代的發展，我們逐漸遠離了繁文縟節，一些文明禮貌用語也漸漸在我們的生活中隱去，但偶爾看到和聽到的卻常常是誤用。 比如“笑納”一詞，“納”是“接受”、“收下”之意，“笑”則是“嘲笑”、“哂笑”之意。“笑納”的意思是說，自己送給對方的東西不好，不成敬意，讓對方笑話了。所以應是“自己送禮物請對方笑納”。而有人把“笑”錯誤地理解為“高興”，是因為高興而笑，所以會說對方送的禮物自己笑納了。 “笑納”被用錯的情況還有另外一種。在某地曾見到道路上懸掛著這樣一條橫幅：“做好東道主，笑納遠方客。”客人可以“笑納”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從“笑納”一詞本義來看，它是有專指範圍的，只能納物，不能納人。“笑納遠方客”，從字面上解釋，即要對方把“遠方客”作為禮物收入。這不成了笑料了嗎？把人作為禮品請對方“笑納”，這多少有點不人道了吧！相信這是誤解了“笑納”一詞的真正意思，如把“笑納”改為“笑迎”，應當是正確的。 用錯這類謙辭的原因首先是不理解詞義，其次是趕時髦。有人一看見別人用，便連忙跟著上，似乎用上幾個敬辭謙辭就顯得文雅了。這種思想是不正確的。事實上，即使運用物件沒錯，也未必可以處處運用。在一般場合，還是運用大眾化的禮貌用語為宜，它更有一種親切感。 “蓬蓽生輝”是謙辭 一位朋友剛把新房裝修好，就叫上幾個哥們兒去參觀。參觀時，其中一位看得很認真，邊看邊問裝修的材料，並用羡慕的語氣說：“你們家用的材料真不錯，設計得很合理，裝修後真是蓬蓽生輝啊!”他剛說完，大家就在旁邊笑，弄得他很不好意思，一個勁兒地問原因。 “蓬蓽生輝”又可說成“蓬蓽增輝”、“蓬蓽生光”、“蓬閭生輝”，其中，“蓬”是“蓬草”；“蓽”通“篳”，即用荊條、竹子等編制成的籬笆等物。“蓬蓽”連用，是“蓬門蓽戶”的略語，比喻窮人住的房子。如杜甫在《客至》中寫道：“花徑未曾緣客掃，蓬門今始為君開。”雖然只是詩歌中的比喻，但也說明他當時的生活很貧苦。 用錯這個詞的原因可以概括為兩種。第一種為不瞭解該詞的意思，如北國網的北國體壇欄目曾經有一篇題為“葡英大戰：任意球蓬蓽生輝，英格蘭險復仇葡萄牙”的報導，顯然是錯誤的。任意球踢得再好，也不能夠“蓬蓽生輝”，更何況是在足球場上。還有人聲稱“讓我的2006年蓬蓽生輝”，也許他本人知道是什麼意思，可別人就有些發懵了。 第二種是不知道“蓬蓽生輝”是個謙辭，表示的是“簡陋的房屋也發出了光輝。是謙詞，多用於對他人來訪或題贈詩人字畫等表示感謝”的意思。所以，這個詞只能出於自己之口，不能出自他人之口，否則就有貶低別人、抬高自己的意思。例如，“在您的房間內種些花草，一定會蓬蓽生輝的。”還有人會說：“用燈飾裝扮你的家，讓你的家蓬蓽生輝。”諸如此類的錯句子，很多場合都可以見到聽到。上文中那位朋友，就是錯在這裡了。 庾信文章老更成 2005年，臺灣著名作家李敖回到了闊別五十六年的大陸。在一次講話中，李敖說自己“人老，文章更老”。初聽這話，許多人以為這是李敖的自謙之語，還有學者拿這句話來證明李敖的文章已經不行了。 其實，曾經說過500年來白話文前三名是李敖、李敖、李敖的他並不是難得地謙虛一下，要知道，文章的老乃是說文章老到、老練，杜甫就有“庾信文章老更成”的詩句。 庾信，是我國歷史上南北朝時期著名的文學家。早年曾在南梁為官，梁武帝末年，侯景叛亂，庾信時為建康令，率兵防守朱雀航，戰敗。建康失陷，他被迫逃亡江陵，投奔梁元帝蕭繹。元帝承聖三年(554年)他奉命出使西魏，抵達長安不久，西魏攻克江陵，蕭繹被殺。他因此被強留在長安，曆仕西魏、北周，官至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故又稱“庾開府”。 庾信被強留于長安，內心非常痛苦，因為他從此永別了江南；同時從封建道德角度來看，不僅是屈事二姓，並且是在殺他“舊君”的鮮卑族政權做官，這是“失節”。再加上流離顛沛的生活，也給他的家庭造成了許多不幸。這些原因使他在出使西魏以後的思想及創作，發生了深刻的變化。 由於經歷獨特，思鄉情切，他的詩賦悲勁蒼涼，清新雋永，《哀江南賦》、《小園賦》、《枯樹賦》等在文學史上佔有重要地位，代表南北朝賦體文學的最高成就，他也因之成為南北朝文壇的泰斗。後人評價他“集六朝之大成，導初唐之先河”。初唐四傑之一王勃傳誦千古的名句“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便是從庾信的《馬射賦》“落花與芝蓋同飛，楊柳共春旗一色”脫胎而來。 杜甫頗為佩服這位前輩，因而在《戲為六絕句》第二首中寫道：“庾信文章老更成，淩雲健筆意縱橫。” 由此看來，李敖稱自己的文章“老”，仍然是狂傲不減當年。 “慈母”曾是傷心事 “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這是唐詩中最為溫馨的一首詩，在華語圈中家喻戶曉。 我們太習慣于說“慈母嚴父”了，以至於我們自然地就認為“慈母”就是“慈祥的母親”。其實，在中國古代，曾有個專門的稱謂叫“慈母”，對於這個“慈母”來說，“慈母”之“慈”與“慈祥”無關， “慈母”本來是件傷心往事。 “慈母”最早出現於《儀禮》。《儀禮》對成為“慈母”的條件作了諸多令人張口結舌的限定：“慈母者，何也？傳曰：妾之無子者，妾子無母者，父命妾曰：女以為子。命子曰：女以為母。”由此可知，不是隨便哪個女人都可以成為慈母，也不是哪個兒子隨便都可以擁有慈母。 要想成為慈母，下列條件缺一不可：必須具有小妾身份；必須沒有孩子或者不會生育(至少是沒有生育男孩)；更為關鍵的是，丈夫必須還有另外的妾，且這個妾恰好一命嗚呼並正好遺留下一個男孩。在這些條件都具備的時候，還需要丈夫下達明確的指令：“你把這個死了母親的孩子當成自己的孩子養起來吧！”知道了這些，我們在讀到《儀禮?喪服》中“慈母如母”時，才不會感到過於突兀。所以，從詞源的角度來說，“慈母”和“生母”的死亡有關，但和“慈祥”無關，“慈母”本來是一段傷心往事。 但是，我們也應該注意到，為《儀禮》所嚴格定義的“慈母”，其詞義的內涵慢慢發生了演變，至少在唐代，“慈母”已經不再是一個專稱。李白的詩中就有“曾參豈是殺人者，讒言三及慈母驚”的句子，顯然這裡的“慈母”就不是《儀禮》中的“慈母”。 “胎教”自古不新鮮 “胎教”似乎是件新鮮事，是個新名詞，然而，我國古代就有非常完整的胎教理論，並且“胎教”這個名詞也是古人創造的。 中國是世界上最早提出胎教的國家。在二千多年前的《黃帝內經》中，就有關於“胎病”的論述。《大戴禮記?保傅》對於胎教更作出了明確的規定：“古者胎教，王后腹之七月，而就宴室。太史持銅而禦戶左，太宰持鬥而禦戶右。比及三月者，王后所求聲音非禮樂，則太師瑟而稱不習；所求滋味者非正味，則太宰倚鬥而言曰：不敢以待王太子。”據《史記》記載，中國古代第一個對孩子進行胎教的是周文王的母親太任，效果似乎還不錯，周文王生下來非常聰明。文王的孫子周成王也是接受過胎教之後而生，長大後也是智力超常。周朝就是這樣用胎教的方法來培養一代代的理想接班人。到了漢代，各種書籍中出現了大量胎教的內容，初步形成了胎教學說。宋代名醫陳自明在《婦人大全良方》中就有專篇“胎教論”。賈誼《新書》也有專門的《胎教》篇。《顏氏家訓》也記載了相關的內容：皇后懷孩子三個月時，就要搬出皇宮，讓她住在別宮裡，眼不看不該看的東西，耳不聽不該聽的東西，所聽音樂和所嗜口味等，都要按禮儀進行節制。到了明代，胎教學說更進一步完善和全面。清代陳夢雷等人把歷代胎教學說彙集一起，立為“小兒未生胎養門”。 古人還曾這樣總結過： “訓子須從胎教始，端蒙必自小學初。”真可謂，“胎教”自古不新鮮。 古人不敢自稱“我” 古人有很多第一人稱的代詞，譬如吾、餘、予、我，但在社交場合或者是公共場合，真正自稱為“我”、“吾”、“餘”的，卻是少之又少。在古代，公開自稱“我”、“餘”甚至會被大家譏為不懂禮儀。 據考證，至少從晉朝開始，各級官僚已經不習慣於用第一人稱代詞來指代自己了，他們熱衷於自稱“下官”來顯示自己的謙卑。唐人雖然曠達，但在相互交往之時依然羞於自稱“我”，而是用略顯青澀的“小生”來指代自己。宋朝則再進一步，那時的官僚喜歡自稱“卑職”，普通人則更願意自稱“晚生”。 當然，也有人不循此例。《夢溪筆談》卷十八就記載了這樣一個人，此人姓許，他最大的特點是從來不用謙稱，什麼“小生”、 “晚生”統統與他絕緣：賈魏公為相日，有方士姓許，對人未嘗稱名，無貴賤皆稱“我”，時人譏稱其為“許我”。此人言談頗有可采，然傲誕，視公卿蔑如也。公欲見，使人邀召數四，卒不至。又使門人苦邀致之，許騎驢，徑欲造丞相廳事。門吏止之，不可，吏曰：“此丞相廳門，雖丞郎亦須下。”許曰：“我無所求于丞相，丞相召我來，若如此，但須我去耳。”不下驢而去。門吏急追之，不還，以白丞相。魏公又使人謝而召之，終不至。公歎曰：“許市井人耳。惟其無所求于人，尚不可以勢屈，況其以道義自任者乎。”不論面對何人，這位許姓老兄都敢自稱“我”，這在當時居然引起轟動。從這裡我們可以感受到，在當時人們看來，能自稱“我”是多麼驚天動地的一件事情。這也反襯出，自稱“我”是多麼難得，以至於一個人可以因為自稱“我”而被傳揚一時。 “內子”專指你夫人 在網上曾看到一個自稱“老男人”的網友發的帖子，內容大致如下：該網友的“內子”今年18歲，即將參加高考，因為心中無底，特意將自己“內子”的生辰八字公佈了出來，請求高手依據生辰八字作一預測，看自己的內子能否金榜題名。 此網友望子成龍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是他弄錯了一個詞，那就是，他以為自己的兒子就是自己的“內子”。 根據約定俗成的理解，“內子”不是兒子，而是妻子。“內子”是丈夫在別人面前提到自己的妻子時用的一個謙詞，和這個詞同義的還有“賤內”、“拙荊”、“糟糠”等，這些稱呼的意思接近於今天的“愛人”、“夫人”、“老婆”、“老伴”……需要補充的是，今天，我們經常把自己的妻子稱為“太太”，而“太太”一詞在古代卻是敬稱。尤其是明清兩代， “太太”專指一、二品官員的妻子，一般人的妻子是不能被稱為“太太”的。和今天的“愛人”、“老婆”等稱呼相比， “內子”少了一份肉麻，多了一份謙遜。因此，也可以說，古人比今人更像謙謙君子。只是這份涵養和謙遜，已經離我們越來越遠了，以至於我們都忘記了我們的先人曾經還那麼謙虛過。 和“內子”這個詞相對的是“外子”，是妻子用來稱呼丈夫的。當然，因為古時，妻子很少有自己獨立社交的機會，“外子”這個詞被派的用場也就相對少得多。但可以肯定的是，不論是“外子”和“內子”，都不是指兒子。 “岳父”原來是敬稱 不知從何時起，大家已經越來越習慣于稱呼岳父為爸爸了，似乎喊“岳父”顯得疏遠，只有稱呼岳父為爸爸才能顯得更加尊敬，更加親切，更加和妻子一心一意。有時，因為到底叫不叫“爸爸”甚至會引發不必要的矛盾。殊不知，“岳父”一詞其實比“爸爸”一詞更含有敬意。如果知道岳父一詞的來歷，我們就會發現，岳父一詞裡面包含著一種特殊的尊敬在裡面。 關於“岳父”一詞的由來，有一種說法是這樣的：古代，帝王常登臨名山絕頂，並在山頂堆土為壇祭天，是為“封”；除地為壇而祭地，是為“禪”，二者合稱“封禪”。改朝易代，帝王即位，常行“封禪”之禮，以報天地之恩。“封禪”對於每一個王朝來說，都是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歷來都很受統治者的重視。史書記載了大量這類事例。由於泰山被視為“五嶽獨尊”，所以也就成了“封禪”之地的首選。 在唐玄宗李隆基的一次泰山“封禪”中，中書令張說做“封禪使”。“封禪使”具有很高的政治地位和權力，於是，張說借機把自己的女婿鄭鎰由九品超拔為五品。唐玄宗察覺此事之後，曾當面質問過鄭鎰，弄得鄭鎰面紅耳赤，無言以應。在旁邊的同僚黃幡綽含沙射影地譏笑道：“此乃泰山之力也。”玄宗對於張說的徇私大為不悅，不久就把鄭鎰降回了九品。後來此事傳到了民間，時人認為鄭鎰之妻父雖然有徇私之嫌，但其對自己女婿的感情卻不可謂不深，於是人們就把妻父稱“泰山”。又因泰山乃五嶽之首，又稱為“岳父”。同時，也把妻母稱為“岳母”。 因此，“岳父”這個名詞，包含了一段特殊的典故。對妻子的父親稱“岳父”還是“爸爸”用不著大費周章，一個正式，一個親切，但尊敬與否，關鍵要看對待老人是不是有發自內心的真誠。 才思如泉湧，禰衡文不加點 在中國古代文壇上，曾有過諸多有名的才子。他們文思敏捷，寫下了很多名篇佳句，同時也為後人留下了諸多典故。 唐代詩人崔顥留下了著名的《黃鶴樓》一詩，其中有句“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這一千古名句，點出了古代武昌人文景觀的一處精華所在———鸚鵡洲。鸚鵡洲處在黃鶴樓下長江岸邊，以中國古典文學中十分有名的賦體作品———禰衡的《鸚鵡賦》而知名。 禰衡(173—198)，字正平，是東漢末年少見的才子，性格剛毅傲慢，狂放不羈。因拒絕曹操召見，操懷忿，然曹操又不忍殺之，便罰禰衡做了鼓吏。禰衡則當眾裸身擊鼓，反以《漁陽三鼓》辱曹操。曹操怒，欲借他人手殺之，便送與荊州牧劉表；仍不合，又被劉表轉送與江夏太守黃祖。後因冒犯黃祖，禰衡終被殺。 禰衡少有才辯，長於筆劄，孔融深為其文采折服。在江夏，黃祖的長子黃射在洲上大會賓客，有人獻鸚鵡，他就叫禰衡寫賦以娛嘉賓。禰衡攬筆而作，文不加點，辭采甚麗，這便是有名的《鸚鵡賦》。蕭統曾這樣評價禰衡：“衡因為賦，筆不停綴，文不加點。”從此留下了“文不加點”這一典故。 所以，成語“文不加點”裡的“點”是改動、修改的意思，整個成語是指寫文章一氣呵成，無須修改。現在很多人望文生義，以為“文不加點”中的點是“標點”之意，實在是可笑。如果知道了“文不加點”這個成語的由來，就不會用錯了。更何況，中國古代典籍本來就是沒有標點的。 千古癡情，尾生藍橋抱柱 翻閱《史記》，見《蘇秦傳》有語：“孝如曾參，廉如伯夷，信如尾生。”不由得想起兩個成語，一是“尾生之信”，一是“尾生抱柱”，都喻指人堅守信用，不違約定之意。那麼，尾生到底是什麼樣一個人，尾生抱柱又是為何呢？ 莊子曾經用簡短的話語概括過這個故事：“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樑柱而死。”（《莊子?盜蹠》)這是一個淒美的故事，流傳的時間久了，便成了傳奇。如果把時空倒轉一下，我們似乎可以看到尾生翹首企盼的樣子，也許會有些暗自著急，有“我等的人她不來”般的急切，有“我等到花兒也謝了”般的牢騷，但是他還是不肯離開。直到洪水淹沒他時，他的眼光所指之處，應當還是那位女子來時需經之徑。 在中國古代，人們非常重視追求人格的圓滿。在期待中被洪水淹沒的尾生，實在是信守承諾的賢者。尾生所抱的樑柱，也和他一道成為守信的標誌。 歷代文人對尾生多有褒揚之語。三國時嵇康在《琴賦》中寫道：“比干以之忠，尾生以之信。”如《玉台新詠?古詩八首》中：“朝登津梁上，褰裳望所思。安得抱柱信，皎日以為期？”更有李白在《長幹行》中慨歎：“常存抱柱信，豈上望夫台。”湯顯祖在《牡丹亭》中有語：“尾生般抱柱正題橋，做倒地文星佳兆。” 後世有人考證，尾生所抱之橋位於陝西藍田縣的蘭峪水上，稱為“藍橋”。自此，有了“魂斷藍橋”一說。只不過，看到如今新潮人士對感情的兒戲態度，比照尾生，倒叫人生出不少感慨。 至今訛傳，孔明草船借箭 諸葛亮，字孔明，是三國時期蜀國傑出的政治家、思想家、軍事家。人們一提到他，便想起了《三國演義》中“三顧茅廬”、“草船借箭”、“七擒七縱”等故事。然而“草船借箭”之人並不是諸葛亮，而是孫權。 作為小說，《三國演義》第四十六回對諸葛亮“草船借箭”的描寫是極其生動的。小說中，諸葛亮借著滿天大霧，把二十只戰船開到曹軍寨前擂鼓呐喊，曹操怕有埋伏不敢妄動，便派弓弩手放箭。結果，諸葛亮輕易地得到了十萬多支箭，不僅挫敗了周瑜的謀害，又直接削弱了曹操的軍事力量。 《三國演義》作為一部歷史小說，雖然突出了諸葛亮性格、品德、功業等的積極方面，但又過於誇大，把他描寫成智慧的化身、忠貞的代表，並將其神化成了半人半神的超人形象。 據史料記載，“草船借箭”的真實情況是這樣的：建安十八年(西元213年)，孫權與曹操兩軍相持一個多月沒分勝負。一天，為了觀察曹軍動靜，“權乘大船來觀軍，公(曹操)使弓弩亂髮，箭著其船，船偏重將覆，權因回船，複以一面受箭，箭均船平，乃還。”孫權起初料不到船身會中這麼多箭，弄得船要傾覆，他只是急中生智，設法讓船身得到平衡。 羅貫中把“草船借箭”這件事從孫權移到諸葛亮身上，目的是為了突出諸葛亮的智謀而已。自從有了《三國演義》之後，人們就以它作為衡量、品評三國人物的標準，而且平民百姓家只知有《三國演義》而不知有《三國志》，是故“草船借箭”的主角便成了諸葛亮。 孔融小時了了，被譏“大未必佳” 在電視上，曾聽證券分析師說了這樣一句話：“小規模的投資組合能夠取得這樣成就，最多也不過應了‘小時了了’這句話!”從當時的語境來看，他的意思是“投資初期收益小”，但是“小時了了”可不是這樣隨便用的。 “小時了了”出自《後漢書?孔融傳》。講的是孔融十歲的時候，隨父親到了洛陽。時任司隸校尉的李元禮名氣很大，孔融很想拜見，於是到李家門前，對看門的說： “我是李府君的親戚。”看門人只好讓他進去。見到孔融，李元禮問：“你和我有什麼親戚關係？”孔融回答說：“過去我的祖先孔子曾經拜您的祖先李聃為師，所以我和您是世世代代友好往來的親戚關係。”李元禮和在座的賓客對這個孩童的話感到驚奇。過了一會兒，太中大夫陳韙也來拜訪，得知孔融剛才說的話，陳韙隨便說了句：“小時了了，大未必佳。”意思是說，小的時候很聰明，長大了未必很有才華。孔融豈肯在嘴巴上吃虧，遂反唇相譏：“我想陳大夫小的時候一定是很聰明。”陳韙被孔融的一句話難住了，半天說不出話來。 後來人們便引用這段故事中的“小時了了”，來說明小孩子生性聰明，懂的事情很多。但因為下文有“大未必佳”一語，放在一起的意思又變成了：小時雖然很聰明，長大了卻未必能夠成才。因此，如果對他們的孩子用個“小時了了”，估計他們一定會很不高興。 顧悅未老先衰，自嘲“蒲柳之姿” 說到“蒲柳之姿”，不得不提到東晉時期的顧悅。 顧悅性情爽朗，為人重義守信。揚州刺史殷浩請他做官，讓他全權處理州內大小事務。感激于殷浩的知遇之恩，顧悅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起早貪黑，兢兢業業。長期勞累，嚴重地影響了他的健康，才30多歲就顯得很老，滿頭白髮。 有一次，顧悅因故謁見簡文帝。簡文帝得知他與自己年齡差不多大小，就問：“我們年紀相仿，你的頭髮為什麼比我先白呢？”顧悅回答說：“蒲柳之姿，望秋而落；松柏之質，經霜彌茂。”意思是說，水邊柳樹的資質差，一到秋天就凋零了；而松柏質地堅實，經歷過秋霜反而更加茂盛。顧悅的回答，既沒有直接談到自己未老先衰的外貌，又趁機拍了皇上的馬屁；再沒有比顧悅更好的回答了，簡直把馬屁拍絕了，既明白曉暢，又比喻貼切。簡文帝是什麼人？他是皇上，同時他又是一個文人。顧悅投其所好，他的回答首先在文辭上博得了簡文帝的好感，典雅得如同詩賦一般的語言，讓簡文帝感到飄飄欲仙。如果顧悅沒有這麼高的水準，或者直接回答：“臣日夜工作，操勞過度，以致華髮早生。”皇上雖然會同情，但絕對不會開心———你顧悅累，我難道就不累了？若是顧悅打哈哈，隨便說：“誰知道呢，它就白了。”雖然實話實說，但沒有一點新意，說也是白說。 很多影視文學作品中，居然讓那些妙齡少女說什麼“賤妾蒲柳之姿，願以身相許”之類的，實在是滑稽。未老先衰的模樣，還敢拿出來自薦，豈不是嚇倒一大片麼？ 蕭郎原來是情郎 “公子王孫逐後塵，綠珠垂淚滴羅巾。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這是唐代詩人崔郊的傳世之作。關於這首詩，還有一個很動人的故事。 崔郊的姑母有一婢女，生得姿容秀麗，與崔郊互相愛戀，後來婢女被賣給顯貴于。崔郊念念不忘，思慕無已。一次寒食，婢女偶爾外出與崔郊邂逅,崔郊百感交集，寫下了這首《贈婢》。想必那于也是性情中人，讀到此詩，便讓崔郊把婢女領去，於是傳為詩壇佳話。 詩中最後兩句很是經典，但崔郊何以自謂“蕭郎”？若翻看《全唐詩》，便會發現，許多愛情詩中的女主人公所思慕的戀人都叫“蕭郎”，唐以後的宋、清也都有這種用法，而唐以前則未見這種用法。那麼，“蕭郎”一詞緣何被當作“情郎”來用？ 一種說法緣于漢代劉向《列仙傳》講述的故事：“蕭史者，秦穆公(嬴姓)時人也，善吹簫，能致白孔雀於庭。穆公有女字弄玉，好之。公遂以女妻焉。日教弄玉作鳳鳴，居數年，吹似鳳聲，鳳凰來止其屋，公為作鳳台。夫婦止其上，不下數年，一日皆隨鳳凰飛去。故秦人為作鳳女祠于雍宮中，時有簫聲而已。”後遂用“弄玉”泛指美女或仙女；用“蕭史”借指情郎或佳偶，又稱“蕭郎”。 一種說法是，“蕭郎”原指梁武帝蕭衍。《梁書?武帝紀上》：遷衛將軍王檢東閣祭酒，儉一見(蕭衍)，深相器異，謂盧江何憲曰：“此蕭郎三十內當作侍中，出此則貴不可言。”這個蕭郎，就是梁武帝蕭衍，南朝梁的建立者，風流多才，在歷史上很有名氣。後多以“蕭郎”指代女子所愛戀的男子。 貌如花，虢國夫人素面朝天 如今，素面朝天這個詞用得很廣泛，大多用來指女子不化妝，實際上，這是因為不瞭解該詞詞義所導致的誤用。 宋代樂史在所著的《楊太真外傳》中如此記載：楊貴妃集萬千寵愛在一身，他們楊家因此雞犬升天。楊國忠被加封為“御史大夫，權京兆尹，賜名國忠”；“封大姨為韓國夫人，三姨為虢國夫人，八姨為秦國夫人。同日拜命，皆月給錢十萬，為脂粉之資。”唐玄宗看著楊家姐妹個個美貌出眾，興奮之下連化妝品錢都給出了，可見這位風流天子對美貌女人是多麼體貼。 在楊家姐妹中，虢國夫人最為貌美、自信，唐玄宗對她更是青睞有加。她自恃長得出眾，常常不施脂粉，便直接去朝見天子，真是既嬌貴又大膽。是為“素面朝天”。這裡的“天”不是指天空，而是專指皇上。詩人張祐為此寫過這樣一首詩：“虢國夫人承主恩，平明上馬入宮門。卻嫌脂粉汙顏色，淡掃蛾眉朝至尊。” 按照這個典故，只有容貌漂亮才有資格“素面朝天”。除此之外，還應當進一步瞭解一下“素面朝天”的“天”字的確切意思，這裡指的是天子、是皇上，而不是天空。 隨著語義的變化，現在很多女孩子常常會用這個詞語來表達自己很少或者不使用化妝品，強調的是自然美，多帶有“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的意味。這種用法，被稱作約定俗成的語言現象。 感情深，梁鴻孟光舉案齊眉 “舉案齊眉”和“相敬如賓”是很常見的成語。“舉案齊眉”自不必說，“相敬如賓”有時候人們還是會偶爾用錯的，以為兩個人關係好就是相敬如賓，原因就在於不知道其中的典故。 據《後漢書?梁鴻傳》載，梁鴻年輕時家裡很窮，但他很有學問，在當時很有名氣，可是他不願意做官，一直隱居鄉里，自食其力。梁鴻娶了同縣孟家女兒孟光後，一起隱於山中，過著男耕女織的田園生活。每當梁鴻回家時，“妻為具食，不敢於鴻前仰視，舉案齊眉。”這就是“舉案齊眉”的來歷。 相敬如賓的典故來自《左傳》。晉國大夫臼季奉命外出時，經過冀地，見前朝舊臣黃之子缺在除草。過了一會兒，缺的妻子把飯送來，恭恭敬敬地雙手把飯捧給丈夫，丈夫莊重地接過來，畢恭畢敬地祝福以後再用飯。妻子在丈夫用飯時，恭敬地侍立在一旁等著他吃完，收拾餐具辭別丈夫而去。 應當說，孟光之妻和缺之妻都是比較幸運的人，因為他們選擇的對象都是賢人。她們對丈夫“舉案齊眉”和“相敬如賓”，都是出於對丈夫的敬慕，敬其為人，慕其才學。她們都是實在的女人，不善於把自己對丈夫的深情用語言表達出來，只是把愛傾注在日常生活的舉手投足之間。 夫妻之間要不要敬重對方，尊重對方，相互敬重，答案是肯定的。但有人就說了，若相敬到如賓客，那就離譜了，也過於呆板了。更有人把這些同男尊女卑的思想聯繫在一起。這樣想，恐怕太對不起古人了。 “舉案齊眉”和“相敬如賓”是專門用來描寫夫妻感情甚篤的詞語，因此，我們必須注意這兩個詞的使用範圍。 青眼白眼阮籍拋 這裡所說的“青眼”與“白眼”，可不是醫學上的“青光眼”和“白內障”這兩種疾病。從常識上來說，眼眸斜睨，自然眼白為多，所謂不願正眼一瞧者也；而凝眸視之，則會顯現出“烏溜溜的黑眼珠”。 “青眼”與“白眼”的典故，與“竹林七賢”中的阮籍有關。《晉書?阮籍傳》：“籍又能為青白眼。見禮俗之士，以白眼對之。及嵇喜來吊，籍作白眼，喜不懌而退；喜弟康聞之，乃齎酒挾琴造焉，籍大悅，乃見青眼。”講的是阮籍的母親逝世後，有不少名士前來弔唁。按理，人家在靈堂哭拜，阮籍應該陪著哭。可是來客中有個名叫嵇喜的，官位和名氣都不小，阮籍卻圓瞪著一雙白眼看著他，表情木然。嵇喜見此狀況，只好不高興地走了；等到嵇喜的弟弟嵇康來弔唁時，阮籍馬上迎了上去，“青眼有加”。 阮籍從小受父親的教誨，胸懷大志，但當時魏國朝政由專橫的司馬父子把持，他十分灰心，經常與他的文學界朋友嵇康等人喝酒喝得大醉，對那些熱衷於當官、追逐地位的人十分反感。因此，生性曠達桀驁的阮籍常常以眼睛當道具，用“青眼”、“白眼”看人，表達喜惡，完全不委屈自己的感情。他討厭的人，即使是來向自己表示友好的，也給白眼，但若是自己喜歡的人，就用青眼。阮籍厭惡嵇喜而喜歡嵇康，原因在於嵇康和他一樣，都是直率曠達的性情中人。 因此，現在人們常用“青眼有加”或者“青睞”來表示對人的賞識或者喜愛，用“白眼”表示對人的厭惡。比如，北宋詩人黃庭堅《登快閣》詩雲：“朱弦已為佳人絕，青眼聊為美酒橫。”魯迅《哀範君三首》之一：“華顛萎寥落，白眼看雞蟲。”其中愛恨好惡之意，亦表露無遺。 古已有之，陳子昂善於“炒作” 近些年來，“炒作”甚囂塵上，手段和方法層出不窮，遂使人誤以為“炒作”是一門新興產業。其實，中國古人在自我炒作方面也不輸後人，例如陳子昂。 據唐朝李亢專記世事之獨異者的《獨異志》所載，因為對未來抱有無限希望，毛頭小夥子陳子昂從老家四川來到了長安。誰知，滿腹才華的他卻因無人賞識而在長安過了十年寂寂無名的痛苦時光，陳子昂為之鬱悶不已。正當此時，恰巧有人在街頭出售胡琴，要價昂貴。長安城裡的豪貴之人頻頻趕去察看，但因為無法判定胡琴的價值而不敢貿然購買。陳子昂靈機一動，果斷地籌錢將那把胡琴買回家中，他四處張揚，說自己精通胡琴，並與眾人約定，將擇吉日在自己家裡為知音現場演奏。 吉日到時，長安城裡眾多知名人士紛紛前來欣賞。在大家的期待之中，陳子昂發表了激情洋溢的演說。他說，我陳子昂創作了大量的詩文，在京城居住了這麼長時間無人理睬，而對這把胡琴，各位卻青眼有加。然而，在我看來，這件樂器只是下等樂工所制，我怎麼會將它放在心上？說著，陳子昂將高價買回的胡琴高高舉起，憤然摔在地上，胡琴當場寸斷。在眾人的錯愕之中，陳子昂將自己的文章“遍贈會者”。結果可想而知：“會既散，一日之內，聲華溢都。”其作品《登幽州台歌》也迅速走紅：“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 陳子昂的這次自我炒作堪稱經典，不久之後，他就被建安王聘為記室，後來又做了拾遺。連陳子昂都需要靠炒作出名，也就無怪乎今日之炒作極一時之盛了! 醉生夢死，馮小憐“玉體橫陳” 歷史上的馮小憐是一個尤物。她原是北齊皇后的侍女，能歌善舞，有高超的琵琶彈奏技術。北齊皇帝高緯一見驚豔，目為天人，心醉神馳，愛不釋手，常祈願與之生死一處。就連與大臣們議事的時候，高緯也習慣讓小憐趴在自己懷裡或把她放在膝上，經常把那些大臣羞得滿臉通紅。“獨樂不如眾樂”，高緯認為像小憐這樣的美人，只有他一個人來獨享，未免暴殄天物，於是，他讓小憐玉體橫陳在隆基堂上，只要能從口袋裡掏出千金，什麼樣的男人都可前來一覽秀色。 野心勃勃的鄰居北周乘虛而入，在北周的大舉進攻下，北齊覆亡。亡國之君高緯被擄至長安。唐代詩人李商隱歎道： 一笑相傾國便亡， 何妨荊棘始堪傷。 小憐玉體橫陳夜， 已報周師入晉陽。 在李商隱眾多佳作之中，這首詩並不出色，但它卻因有醒目的“玉體橫陳”意象而被後人反復吟詠。 因此，並不是哪一個女子隨便躺在床上或者斜倚沙發就是“玉體橫陳”。首先是要全裸，其次應該被放在一個地方並擺出一個不錯的姿勢專供外人欣賞，這樣的身體才能稱得上“玉體橫陳”。同時，因為已是全裸，在“玉體橫陳”之前再加上什麼“一絲不掛”顯然是多餘的。 公道在人心，張儉望門投止 “望門投止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這是譚嗣同在臨終前留在獄中的絕筆《獄中題壁》。以氣勢而論，這首詩在中國近現代詩歌史上，可稱第一。那麼，詩中的“望門投止”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望門投止”語見《後漢書?張儉傳》： “儉得亡命，困迫遁走，望門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說的是東漢時，張儉曾出任山陽東部督郵。宦官侯覽專權，他家裡的人便依仗權勢殘害百姓，無惡不作。為此，張儉寫信告發了侯覽及其家人。但告發信沒到皇帝手中就被侯覽扣下了，從此侯覽和張儉結了仇。 後來，侯覽指使人向朝廷告密，說張儉私結黨羽，圖謀不軌，並下令逮捕張儉。張儉見官府人馬來勢洶洶，只好匆匆逃亡，看到誰家可以避難，就投在人家門下。因為當地百姓都知道張儉歷來很正直，名聲很好，都冒著風險收留他。 一天，張儉逃到魯郡，投奔好友孔褒。孔褒不在，孔褒的兄弟孔融只有十六歲，熱情地接待了他。張儉走後，官府聞訊趕來，逮捕了孔褒、孔融及他們的老母親加以審問。孔融一家爭著承擔責任，鬧得官府不知如何處置。由於大家的保護，朝廷始終沒有抓到張儉，直到黃巾大起義爆發後，漢靈帝下令解除“黨錮”，張儉才得以結束逃亡生活。 後來，人們便將“望門投止”引為成語，形容在急迫情況下，見有人家就去投宿，求得暫時的存身之處。現在一般用它作暫求安身之意，裡邊也含有急中生智、臨機決斷的意思。譚嗣同在詩中用這個典故，是設想逃亡中的維新派康有為、梁啟超等人一定會受到人們的救護，而後面的典故“忍死須臾待杜根”，則是自比東漢時要求臨朝聽政的鄧太后還政于皇帝的郎中杜根。 “奸臣”潘美委屈多 在傳統劇碼“楊家將”中，潘美以大奸大惡的形象出現，他陷害忠良，賣國求榮，成為與南宋秦檜不相上下的奸之大者。 然而，歷史上的潘美卻不是這個樣子。 據《宋史》，潘美生於925年，卒於991年，是大宋王朝的開國名將。潘美行武出身，直接參與了擁立趙匡胤稱帝的陳橋兵變。在宋王朝建立後，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宋太祖杯酒釋兵權，解除了開國諸將的兵權。但有一個人例外，此人就是潘美，由此可見，趙匡胤對潘美信任到了何種程度。 其後，潘美南征北戰，為宋王朝立下了汗馬功勞。滅南漢、滅南唐，潘美皆為主力。 宋太宗雍熙三年(986年)，遼軍以十余萬兵力大舉入侵北宋，宋兵分東西兩路迎擊敵人。東路由名將曹彬統帥，西路以忠武軍節度使潘美為主、應路行營都部署楊業為副，又以西上閣門使、蔚州刺史王，軍器庫使、順州團練使劉文裕為護軍，與遼兵接戰於朔州。 在這幾人之中，王具有特殊的身份。他是隨軍護軍，有直接上書皇帝的特權，負有為朝廷提供軍情的責任，因此，他不是統帥的下屬，而是皇帝安插在邊關的耳目。統帥對他也不敢不敬三分。而楊業的身份也有些特殊。楊原為遼國盟邦北漢劉氏政權的大將，曾經受到北漢皇帝劉崇的寵信，後來才歸降大宋。雖然歸降以來也戰功赫赫，可他畢竟不是根正苗紅，受到蔑視和排擠也在情理之中。 很顯然，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北宋邊關幾位主要將領各懷心事。護軍王邀功心切，便令副帥楊業進軍，楊業明知出兵必敗但卻不敢違抗命令。一邊是副帥，一邊是皇帝派來的護軍，潘美自然只有裝聾作啞，事不關己，高高掛起，聽任楊業出戰。 後來發生的一切就和舞臺上的故事有點接近了，楊業戰敗被俘，絕食三日而亡。楊業生得平凡，死得偉大，這是一個出身貧寒的悲劇英雄。然而在他死後，楊業的人氣卻達到了最高點，成為民間謳歌的對象。而大宋王朝的開國元勳潘美卻陰差陽錯地被推上了被告席，成為陷害楊業的小人。 開封市里至今還有兩湖，一清一濁，清者被人喚作楊家湖，濁者自然是潘家湖。你看，有時歷史就是這樣無情而又蠻不講理。 包拯未當宰相 傳統戲中，包公經常被稱為“包相爺”，其實包拯從來都沒有做過宰相。 在中國古代政治體制中，宰相制度居於核心地位，是聯結政治制度各部分的中心環節。從宰相制度的興廢看，其起源甚早，而且複雜多變。其演變大致可分為五個階段，即萌芽期、創立期、鼎盛期、調整期、衰落期。 宋朝處於宰相制度的調整期，正副宰相同設，多相並行，編制也不固定。很明顯，“多相並行”的目的在於分散相權。北宋前期，中書門下的長官為正宰相，亦稱“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副宰相稱“參知政事”。後來參知政事與正宰相基本無差別，使正宰相事權更為分散。宋太宗後，一相四參或二相二參是常事。但宰相初度無論怎樣調整，皇權與相權之間的矛盾都無法得到徹底解決。因此，在宋朝，在文武百官心目裡，宰相之職近於雞肋，食之無味且有些危險，棄之卻心有不甘。 包拯是北宋天聖五年(1027年)進士。宋景祐四年(1037年)，任天長(今安徽天長)知縣，後調任端州(今廣東肇慶)知州。回京任監察禦史裡行，又改監察禦史。包拯曾七次上書彈奏江西轉運使王逵，並嚴厲批評宋廷的任官制度，朝野為之震動。 嘉祐元年(1056年)十二月，朝廷任包拯權知開封府。他用短短的一年多時間，把開封府治理得井井有條，贏得了百姓的愛戴和敬仰。宋嘉祐六年（1061年)，他官至樞密副使，次年五月病逝，“京師吏民，莫不感傷”，歎息之聲，大街小巷都可聽得到。 很顯然，包拯擔任過的最高行政職務是樞密副使，也就是樞密院的副長官。樞密院是管理軍國要政的最高國務機構之一，樞密使的權力與宰相相當。因此，雖然包拯沒有擔任過宰相職務，但其擔任的樞密副使也可稱為副宰相級別的官職，被後人稱為“包相爺”也不算太錯。 王恭身無長物 “身無長物”出自劉義慶的《世說新語》。說的是，有一個叫王恭的人，在外面住了一段日子之後回到了家裡。同族的一個叫王忱的前輩去探望他，看到他坐在一張六尺長的竹席上，王忱非常喜歡王恭所坐的竹席，就對王恭說：“你剛從外邊回來，一定有多餘的竹席，能否送一張給我？”王恭當時也沒有多說什麼。王忱走後，王恭就派人把自己坐的那張竹席送過去。從此王恭自己就只好坐在草墊上了。後來，王忱聽說了這件事，非常驚訝，就對王恭說：“我本來以為你還有多餘的竹席，所以才向你要。沒想到你卻將僅有的一張竹席送給了我。”王恭平靜地說： “您還不太瞭解我，我在日常生活上，從來沒有多餘的東西。” “身無長物”並不是說一個人沒有任何優點，而只是說一個人身上沒有一絲一毫多餘的東西。可以這樣說“身無長物”只是形容人的貧寒，如果把“身無長物”當作“身無長處”來看待，就會愧對一個美好的故事。 唐伯虎未曾點秋香 周星馳主演的電影《唐伯虎點秋香》，敘述的是唐伯虎被秋香的三笑迷得失魂落魄，於是施計混入太師府當家奴，歷經幾多波折才追到了秋香。影片中的唐伯虎文武雙全，不僅能詩善對，更是武功高強。 但是電影畢竟是電影，其內容誇張了很多。唐伯虎是才子不假，但是從未自稱“江南四大才子之首”；他雖有三段婚史，但是並不風流。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唐伯虎從未有過“點秋香”的豔遇。 唐伯虎是明代人，因為生於寅年寅時，寅為虎，故取字伯虎，後改字子畏。他自幼聰穎，能詩擅畫，十六歲便中秀才，十九歲娶徐氏。但是妻子、父親幾年後接連病故，對他打擊甚大，使他意志消沉。後來他發憤苦讀，結果鄉試名列榜首，“解元公唐伯虎”一時名遍南京城。二十七歲時續弦，娶妻何氏。當唐寅上京考進士時，被誣告行賄主考官，押入大牢，幾番周折才獲釋。窮困潦倒時，妻子何氏離他而去。幸有一位名叫九娘的青樓女子周濟他。後來，他便娶了九娘為妻，潛心作畫，成為丹青高手。 清代學者俞樾曾在《茶香室叢鈔》中為唐伯虎闢謠，斷定“三笑姻緣”是好事者借著唐伯虎的盛名，把別人的事轉在他的名下。有人還專門考證，證實秋香確有其人，是當時南京一個頗具名氣的青樓妓女，至少比唐寅大十幾歲，根本不可能與他有風流情事。所謂的唐伯虎有九個妻妾，全是從他最後娶的妻子“沈九娘”的名字上以訛傳訛而來的。當時唐伯虎貧困交加，怎麼可能妻妾成群？ 袁清郎一心避嫌疑 古樂府《君子行》裡面有兩句詩文：“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意思是說：站在瓜田裡面的時候，最好不要彎下身子去提鞋子，不然很容易被人誤會你在偷瓜；站在李子樹下的時候，最好不要伸手去整理頭上的帽子，免得被人懷疑是在偷摘李子。 《北史》中記載了廉吏袁聿修的故事，講的是他政績突出又很有聲望，主要原因是他為官清白自守，從不收任何賄賂。據說他在任尚書的十多年裡，從未曾接受過任何人家的一升酒、一粒米，故有雅號“清郎”。一次遇到老友邢邵，二人敘述別情以後，邢邵拿出一匹白綢送給袁聿修。袁聿修反復思考之後還是謝絕了，並留書曰：“瓜田李下，古人所慎。”只有這樣，才能躲避嫌疑。 無獨有偶，唐朝大書法家柳公權也對“瓜田李下”作過評論。當時有個叫郭甯的官員把兩個女兒送進宮中，於是唐文宗就派郭甯到郵寧做官，人們對這件事議論紛紛。文宗就以這件事來問柳公權：“郭甯是太皇太后的繼父，官封大將軍，當官以來沒有什麼過失，現在只讓他當郵寧這個小小地方的主官，又有什麼不妥呢？”柳公權說：“議論的人都以為郭寧是因為進獻兩個女兒入宮，才得到這個官職的。”唐文宗說：“郭甯的兩個女兒是進宮陪太后的，並不是獻給朕的。”柳公權回答：“瓜田李下的嫌疑，人們哪能都分辨得清呢？”這裡，柳公權將“瓜田李下”詞義更進了一步，上升到了輿論監督的層面上。 的確，“瓜田李下”往往會讓人誤會或懷疑，所以需要謹慎對待。從上述故事來看，古代賢士在這方面很是謹慎。然而，如今有些營私舞弊之人，有些收受賄賂之人，有些跑官要官利令智昏之人，可不在乎什麼瓜田什麼李下，所作所為居然可以明目張膽地進行，一點沒有避嫌的意思，實在是愧對古人。 差強人意贊吳漢 在對結果不太滿意時，很多人都會說“差強人意”，這恰恰是誤解了這個成語。 “差強人意”一詞出自於《後漢書?吳漢傳》。吳漢，字子顏，是東漢光武帝劉秀手下的一員大將，追隨劉秀南征北戰，立下了赫赫戰功，後被封為大司馬。《後漢書》記載：吳漢每次隨從光武帝征戰，“諸將見戰陳不利，或多惶懼，失其常度。漢意氣自若，方整厲器械，激揚吏士。帝時遣人觀(大司馬)何為，還言方修戰攻之具，乃歎曰：‘吳公差強人意，隱若一敵國矣!’” 從劉秀對吳漢的評價中，足見他是滿意的。所以，這個詞兒的意思是“還可以，較為令人滿意”。但是很多人把這個詞兒當作“不怎麼地，不好，不太令人滿意”的意思，這是不對的。 商務印書館1989年8月出版的劉潔修編著的《漢語成語考釋詞典》第138至139頁，於“差強人意”條下注： “原指很能夠振奮人的意志。差：甚，殊。強：起，振奮。”此意即源於上述的史料。書中還注明：“後世多用差強人意，指大體上還能使人滿意。差：稍微，大致，比較。” 《漢語成語考釋詞典》一書還列舉了一些與“差強人意”極為類似的成語，有“差慰人意”(蘇軾《東坡續集》)，有“差適人意” (宋人樓鑰《攻愧集》)，有“差可人意”(明人李開先《閒居集》)，有“差快人意”(明人海瑞《海瑞集》)。按照意思相近的理解，這些成語如果和“差強人意”同被理解為否定的意思，那就錯了。 呆若木雞高境界 要是形容一個人有些呆頭呆腦、癡傻發愣的樣子，人們往往會用“呆若木雞”這個貶義詞。然而，“呆若木雞”最初的含義和現在的用法沒有絲毫關係，反倒是一個褒義詞。 “呆若木雞”出自《莊子?達生篇》，原本是個寓言。故事講的是，因為周宣王愛好鬥雞，一個叫紀子的人就專門為周宣王訓練鬥雞。過了十天，周宣王問紀子是否訓練好了，紀子回答說還沒有，這只雞表面看起來氣勢洶洶的，其實沒有什麼底氣。又過了十天，周宣王再次詢問，紀子說還不行，因為它一看到別的雞的影子，馬上就緊張起來，說明還有好鬥的心理。又過了十天，周宣王忍耐不住，再次去問，但還是不行，因為紀子認為這只雞還有些目光炯炯，氣勢未消。這樣又過了十天，紀子終於說差不多了，它已經有些呆頭呆腦、不動聲色，看上去就像木頭雞一樣，說明它已經進入完美的精神境界了。宣王就把這只雞放進鬥雞場。別的雞一看到這只“呆若木雞”的鬥雞，掉頭就逃。 “呆若木雞”不是真呆，只是看著呆，實際上卻有很強的戰鬥力，貌似木頭的鬥雞根本不必出擊，就令其他的鬥雞望風而逃。可見，鬥雞的最高境界是“呆若木雞”。 莊子這則寓言很有趣，同時也表達了深刻的哲理，讓人不由得想到古人所說的“大智若愚”、“大巧若拙”、“大勇若怯”。 舉頭三尺有神明 中國人有句話：“舉頭三尺有神明。”意思是說，我們每個人頭頂上都有神明。同時還有另外一種說法：“舉頭三尺有青天。人可欺，天不可欺。”那麼，這裡的“神明”和“青天”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佛家的說法是：每個人身上有兩個神，一個叫“同名神”，另一個是“同生神”。同名神是男的、是白的、是計善的神；同生神是女的、黑的、是計惡的神。任何人起心動念，是善是惡，他們都會記下來。所以我們最好不要隨便起心動念，以免造惡因。 有這樣一則故事，清朝末年，一個舉子要到北京去考狀元，遇上了大雪封路，只好住到一家客棧裡面。這家客棧的老闆娘是位年輕的寡婦。大雪一直不停，舉子無法成行，就只好繼續在客棧住下去。時間一長，一個是青年男子，一個是年輕寡婦，孤男寡女，天天對望，日久生情，就動了淫念。男的就起身走向女的房間，在他舉手敲門前想到：“不可以！我是去考狀元的，這一進去要是犯了淫，天庭會除名的，回去吧!”他這邊回去了，女的又起了念頭，一出門，心裡想：“不可以，我是個寡婦，應該為丈夫守住貞節才對，回去吧!” 就這樣走了兩三次。就在他們猶豫不決的時候，聽到空中有聲音：“你們兩個王八蛋，要又不要，把我的功過簿劃得稀巴爛!”說完就甩下一個東西來。他們聽到這些話嚇得發抖，趕快撿起來看，原來是一本“功過簿”，上面有他們的名字：一個今科狀元，犯淫革名，打叉劃掉了；一個是守節寡婦，死後升天，現在犯淫，也劃掉了。再看看，又寫“不犯”，勾上去。再看下麵，又寫“犯”，又劃掉了。如是三番，把這本功過簿弄得一塌糊塗，連神都生氣得破口大駡。兩人看後趕快各自回房，從此再也不敢犯淫念了。 儘管這是個傳說，但是也給我們說明了一個道理：為人當自律，切不可動邪念，切不可肆意妄為。神明原本不存在，別說舉頭三尺了，舉頭三千尺也沒有的。但是，生活中卻需要有自律精神。 古人言神明，雖是迷信荒謬，但其中的含義，倒是值得今人認真借鑒。 “豆蔻年華”是特指 對於女子的不同年齡，有與之對應的不同稱呼。譬如，女孩12歲往往被稱為“金釵之年”；13歲則被稱為“豆蔻年華”；15歲被稱為“及笄之年”；16歲則被稱為“碧玉年華”；20歲為“桃李年華”；24歲為“花信年華”。 在對於女性年齡這麼多代稱中，知名度最高的是“豆蔻年華”。豆蔻是“多年生草本植物，外形似芭蕉，花淡黃色，果實扁球形，種子像石榴子，有香味。果實和種子入中藥”。“豆蔻年華”之“豆蔻”就是從這種植物引申出來的意思。這種稱呼源自唐代杜牧的《贈別》：“娉娉嫋嫋十三餘，豆蔻梢頭二月初。”大意說柔弱美麗的十三歲多的少女，看起來就像是二月初剛發芽的豆蔻梢頭的嫩芽那般美好。很顯然，“豆蔻年華”只能指十多歲的少女。如果硬要往大處擴展，最多也只能擴展到二十歲，再往外擴展就有點過於牽強了。 記住這一點很重要，因為“豆蔻年華”被誤用的次數太多了，以至於現在形容少婦也敢用“豆蔻年華”，實在有點“小詞大用”，讓人汗不敢出了。 “三長兩短”捆棺材 “三長兩短”常用來指意外的災禍或者危險的事情，那麼它又是源於什麼呢？ 在鄉下人們是很忌諱說“三長兩短”的。通常認為，三長兩短指的是未蓋上蓋兒的棺材，因為用來裝死屍的棺材正好由三塊長木板、兩塊短木板構成一個匣子。所以在人們看來，這個詞有些不吉利的意思。 “三長兩短”特指棺材的說法猛一聽不無道理，但仔細推敲一下就覺得這種解釋有些不妥當了。如果指的是棺材，那麼應該是有棺材蓋的；人死後棺材豈能不蓋上蓋兒？不蓋之棺焉能下葬？可是，如果有了棺材蓋，那就不應當是“三長兩短”，而是四長兩短了？可見，這種解釋有些牽強。 那麼，“三長兩短”究竟指的是什麼呢？ 據《禮記?檀弓上》記載，古時棺木不用釘子，人們是用皮條把棺材底與蓋捆合在一起的。橫的方向捆三道，縱的方向捆兩道。橫的方向木板長，縱的方向木板短，“三長兩短”即源於此。到後來，人們用釘子釘棺蓋，既方便又快捷，三長兩短的捆棺材皮條也隨之消失。但是，這個詞語卻一直流傳下來，在生活中經常使用。 不過，值得一提的是，隨著火葬的推行，棺材也逐漸淡出人們的視線。如果連棺材都絕跡的話，那麼把“三長兩短”指作棺材的說法也會像三長兩短的捆棺材的皮條一樣消失。那個時候，恐怕知道“三長兩短”來歷的人會更少了。 “三教九流”話職業 在形容各色人等時，人們往往會用“三教九流”來概括。那麼，“三教九流”的說法究竟從何而來？“三教九流”指的是哪些人？ “三教九流”一般都被人理解為古代職業的名稱，並被認為這是泛指舊時下層社會闖蕩江湖從事各種行業的人。古代白話小說中的“三教九流”，往往含有貶義。 但其實，“三教”指的是儒教、佛教、道教。“三教”排列順序的先後，始於北周建德二年(西元573年)。《北史?周高祖紀》：“帝(武帝宇文邕)升高座，辨釋三教先後，以儒教為先，道教次之，佛教為後。” 最初的“九流”，指的是先秦的九個學術流派，見於《漢書?藝文志》。這九個學派是指儒家、道家、陰陽家、法家、名家、墨家、縱橫家、雜家、農家。後來，“九流”被用來代表社會上的各行各業，在“九流”中，又分為“上九流”、“中九流”、“下九流”。 “上九流”是：帝王、聖賢、隱士、童仙、文人、武士、農、工、商。 “中九流”是：舉子、醫生、相命、丹青(賣畫人)、書生、琴棋、僧、道、尼。 “下九流”是：師爺、衙差、升秤(秤手)、媒婆、走卒、時妖(拐騙及巫婆)、盜、竊、娼。 事實上，“三教”和“九流”的名稱，在最初並不含有貶義，只不過是對不同人群的概稱而已。自唐人撰《春秋谷梁序》中，把“九流”和“異端”並列後，加之佛教、道教迷信日盛，後人就用“三教九流”來泛指社會上形形色色、五花八門、各行各業各式人物，從此含有貶義了。 陳世美不是負心郎 在後人的心目裡，陳世美是一個符號，他代表了天下所有薄幸負心的男人。 陳世美的形象是通過傳統戲曲《鍘美案》而廣為人知的。在該劇中，陳世美欺君罔上，拋父棄母，殺妻滅子，最終為正義的化身包拯所正法，永遠釘在了道德的恥辱柱上。 然而，真實的歷史卻是另外一番樣子。據《均州志?進士篇》和《湖北歷史人物辭典》記載：陳世美又名陳年穀、熟美，均州(即湖北均縣，現十堰丹江口市)人，出身於仕宦之家。清初遊學北京，順治八年(1651年)辛卯科進士。初任河北某地知縣，後因康熙帝賞識，升為貴州省分守思仁府兼石道按察使，兼布政使參政。在貴州為官時，同鄉同學來投，謀取官職，他多次接待，並勸以刻苦攻讀以求仕進。後因來投奔者眾多，陳世美難以應付，乃囑咐管家一律謝絕。有兩個家住均州城郊秦家坡的士子，昔日與陳世美一同進京赴考時，曾以錢物助陳，沒想遭到了陳世美管家的回絕，頓生報復之念。遂將社會上一些升官發財、忘恩負義而拋棄妻兒之事，捏在一起，加在了陳世美的身上，編成戲曲《秦香蓮》，在陝西、河南等地演出。 相傳，清末時有劇團在均州演出此戲時，陳世美的第八代傳人組織家族眾人，砸了該劇團衣箱，並毆打演員，使演出被迫停止。據說，現在當地仍有“北門街不唱陳世美，秦家樓不唱秦香蓮”的俗話。 萬歲原本非皇帝 在看歷史劇時，經常會看到皇帝早朝的場面。但見文武眾臣跪下，連聲高呼“萬歲”、“萬歲”、“萬萬歲”。所以人們常把“萬歲”與皇帝聯繫起來，認為“萬歲”就是皇帝，皇帝就是“萬歲爺”。其實，這是一種誤解， “萬歲”一詞的產生與皇帝並沒有多大關係。 西周時期，尚無“萬歲”一詞，但有“萬年無疆”、“萬壽”的記載，它並不是專對天子的贊稱，僅僅是一種行文的款式，也可以刻在鑄鼎上。從戰國到漢武帝之前，“萬歲”這個詞時常出現，但並非是帝王專用，可分兩類：其一說死期，如劉邦定都關中後，曾說：“吾雖都關中，萬歲後，吾魂魄猶樂思沛。”其二表示歡呼，如楚漢爭霸時，項羽放回劉邦的家眷時，漢軍也曾“高呼萬歲”。至漢武帝時，“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萬歲”被儒家定于皇帝一人。從此，“萬歲”成了皇帝的代名詞，只有對皇帝才稱“萬歲”。 而歷史劇中朝拜皇帝的場面，也和史實不符。《漢書?武帝本紀》記載：元封元年春，武帝登臨嵩山，隨從的吏卒們都聽到了山中隱隱傳來了三聲高呼萬歲的聲音。其實這很可能是山中回音，可是統治者卻視作“祥瑞”，把“山呼萬歲”定為臣子朝見皇帝的定儀，稱做“山呼”。《元史?禮樂志》裡對“山呼”的儀式有更詳細的記載：凡朝見皇帝的臣子跪左膝，掌管朝見的司儀官高喊“山呼”，眾臣叩頭並應和說：“萬歲!”司儀官再喊“山呼”，臣子還得像前次一樣。最後司儀官高喊：“再山呼!”朝見的人再叩頭，應和說：“萬萬歲!” 如此可見， “萬歲”原本不是指皇帝，而“山呼萬歲”也非“三呼萬歲”。 太監不等於宦官 在很多時候，在眾多的電視劇和文學作品中，都把“太監”和“宦官”當成了一回事，這是一個典型的誤解，因為在清朝之前，“宦官”和“太監”是兩個差別比較大的概念。 首先，“太監”和“宦官”出現的時間不同。“宦官”一詞至遲在戰國時期就出現了，而“太監”一詞，直到遼代才出現。 宦官制度起源較早，《周禮》、《禮記》中都有關於宦官的記載。周王朝及各諸侯國大都設置了宦官。當時的宦官一般由身份卑賤的人充當。其來源或由處以宮刑的罪人充任，或從民間百姓的年幼子弟中挑選。秦漢以後，宦官制度更加詳備。 宦官，又作“宦者”、“宦人”，從“宦”的字義分析，本應包括臣隸及仕官在內，通常人們所言宦海、宦途、宦游，其實仍舊是自“官”而言的。宦官或宦者成為宮中閹人的專稱，大約是秦漢之後的事。 其次，戰國時期的“宦官”可以不是閹人，而後來的太監則必須是閹人。宦官“悉用閹人”是東漢以後的事情。而太監和宦官發生聯繫只是明朝的事情。以“太監”作為宮中閹人的通稱，是明清時代的事情。太監本是古代職官的名稱，晚至唐宋時期，朝廷中仍有太監官職的設置，所任者並非都是閹人。明代在宮廷中設置了由宦官所領的二十四衙門，各設掌印太監，是宮廷中的上層宦官。此後，太監逐漸成為宮中閹人帶有尊敬色彩的通稱。因此，在大明王朝，太監是高級宦官，他們直接管理一般宦官。因此，在明朝，太監和宦官的關係可以這樣界定：太監必須是宦官，而宦官卻不都是太監。發展到了清朝，太監和宦官才成為同義語，才成為可以互用的兩個詞。 “倒楣”原來非“倒楣” “倒楣”當然不是好事。 “倒楣”—詞出現的歷史並不太長。據考證，該詞大約出現在明朝後期。明朝因襲自隋唐以來的科舉取士制度，科舉成為當時讀書人出人頭地的唯一門路。因此，科場之內的競爭也就越來越激烈。雖然明朝有相對完善的監考制度，但照樣無法阻止愈演愈烈的作弊之風。一般的讀書人要想在科考中有所斬獲就顯得至為不易。為了求個吉利，同時更是為了給要上考場的讀書人以心理安慰，在臨考之前，有考生的家庭一般都會在自家門前豎起一根旗杆，以此為考生打氣壯行，時人稱這根旗杆為“楣”。 依據當時的慣例，揭榜之時，誰家的學子榜上有名，原來自家門前的旗杆可以照豎不誤，如果不幸失利，該考生的家人往往就會把自家的旗杆放倒撤去，叫做“倒楣”。後來，這個詞被愈來愈多的人用於口語和書面，直到現在。值得一提的是，在運用這個詞語過程中，人們常把這兩個字寫作“倒眉”或“倒楣”，這當然是語言發展演變的緣故。 “刀筆吏”是什麼人 曾經在《大河報》上看過一篇文章，作者講述了“刀筆吏”的由來，闡述得很好，但是卻忽略了“刀筆吏”的特殊用法。因為，在古代人們還往往將訟師幕僚稱作“刀筆吏”，顧名思義就是謂其深諳法律之規則，文筆犀利，用筆如刀。“刀筆吏”如刀之筆的操縱，往往使許多案件乾坤陡轉，或無中生有，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清稗類鈔》“獄訟類”有數篇關於刀筆吏的記載，從中我們可以窺見其刀筆之鋒芒。書中有這樣一個故事，蘇州有位名叫陳社甫的訟師，善寫狀子。他的同鄉王某曾借錢給一個寡婦，但是寡婦好久沒有還錢，王某就數落了她一頓。寡婦十分羞愧，回到家裡後越想越不是味，於是在雨夜來到王家門口上吊自殺。陳社甫聽了王某的敘說後，索取五百兩銀子；並讓王某給寡婦換雙乾淨鞋，然後寫了一張狀紙，其中有這麼一句：“八尺門高，一女焉能獨縊；三更雨甚，雙足何以無泥？”意思是說，一個弱女子，如何能一個人在那麼高的地方自盡？更何況，夜裡本來下著雨，為何這個女子的鞋子上卻沒有泥巴？當地官員看後，覺得狀紙中所說的事情根本不可能，於是僅僅判王某買副棺材了事。 刀筆吏的刀筆之功不僅在於其文筆之犀利，更是在於其對於事情的解析有過人之處，“刀筆吏”的此種作用在相互傾軋的官場發揮得更是淋漓盡致。雖然也有一些刀筆吏既能堅守自己道德底線又通曉律例，但是更多的刀筆吏為了謀求勝訴及一字千金的效果又不惜教唆當事人弄虛作假、偽造證據，所以“刀筆吏”的名聲並不是很好。 “長袖善舞”不跳舞 水袖是演員戲服衣袖前端的白色部分，原是代表古人襯衣的衣袖。一般戲曲服裝上的水袖，長度僅為五十多釐米。作為主要表演手段時所運用的，是特製的長袖，一般長約一米，寬六十餘釐米。在欣賞戲劇時，往往看到演員們常運用以大幅度的形體動作，配合著沖袖、甩袖、翻袖、轉袖等功法，完成了一個個高難度的技巧表演，藉以表達憤怒、忙亂和激動等不同的感情。在戲曲中的許多劇種裡，不管是京劇、豫劇、越劇等等，演員水袖功夫如何，往往代表著其表演水準。 但是，我們絕不能把戲曲演員精湛的水袖表演稱之為“長袖善舞”。 “長袖善舞”一詞語出《韓非子?五蠹》，原句為“長袖善舞，多錢善賈”。意思是說，袖子長，有利於起舞。原指有所依靠，事情就容易成功。後形容有財勢會耍手腕的人，善於鑽營，會走門路。司馬遷在《史記》中，寫范雎、蔡澤兩人的傳記時曾引用過這個詞語。 因為兩人都是極有口才、能言善論的說客，所以他們取得了秦王的信任。在戰國時代，辯士並不少，但像這兩人一樣能相繼取得秦的信任而為卿、相的也不多見。所以，司馬遷評論道，韓非子說的“長袖善舞，多錢善賈”，確是有理!意思是說，范雎和蔡澤兩人就像舞蹈者有更美的舞衣、經商者有更多的本錢一樣，他們有比別人更強的辯才。對這兩人施展手段因而吃得開的行為有所諷刺。 而在一些報刊上，很多文章運用“長袖善舞”，都忽略了其中包含的貶義。比如：“問題是，縱使石油外交長袖善舞，在諸多地區取得合作開發等方面的突破，在國際石油政治的擠壓之下總量也依然有限。”(《21世紀經濟報導》2004年10月13日)另外還有“貨幣政策如何長袖善舞”等標題，都是誤用。 “捉刀”“捉筆”意不同 現實生活中，時常有人為了考試能順利通過，就找人替考。這種現象是嚴重的作弊行為，當然會引起大眾批評。有人評論：“自己考不過，就找別人捉筆，實在可恥!”批評得很對，但是，這裡的“捉筆”卻用錯了，這是不清楚“捉刀”和“捉筆”的意思，把兩者弄混了。 “捉刀”一詞出自《世說新語?容止》。說的是曹操有個名叫崔琰的武官，字季，長得儀錶堂堂，胸前長須飄飄，更顯威武不凡，連曹操都常認為自己相貌遠不如他。有一次，匈奴派來的使者要見曹操。曹操為了讓外國使者見而敬畏，就叫崔琰冒充他代為接見。接見時，崔琰穿戴魏王的衣帽，比平時更有精神。曹操自己卻持著刀，畢恭畢敬地站在崔琰的坐榻旁，扮作侍衛，一旁觀察匈奴使者。接見過後，曹操想知道匈奴使者的反應，便派人去暗暗打聽。使者說：“魏王固然儀錶出眾，可是那個床頭捉刀人，看來倒真是一位了不起的英雄！” 這個故事後經演變，人們便稱代人作文為“捉刀”。如請人代寫文章，就叫“請人捉刀”；而替人作文的人，叫“捉刀人”。 而“捉筆”一詞就很常見了。“捉”即“握住”、“拿住”之意；“捉筆”的意思就是提筆、執筆了，並沒有“替別人寫作”的意思。（如果要想表達找人替寫文章的話，可以改為“找人捉筆”。）例如：“崔永元：匆匆走上長征路，捉筆題詞頻出錯。”再如：“美國國會法律顧問辦公室是眾議院起草議案的重要工作機構，擔負著眾議院絕大部分議案的起草工作，因而被稱為‘議案的捉筆人’。” 這兩個詞其實很好區分，只要記住“捉刀”有“替”的意思，而“捉筆”則沒有此意，就可以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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