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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文化與中國古代語言研究 |
| 在佛教傳入之前,中國古代學者雖然注意到了雙聲、疊韻等語言現象,能夠運用押韻來進行文學創作,甚至使用了譬況、讀若、直音等方法給漢字標音,但由於受漢字這種單音節表意文字的干擾,對於語音還缺乏科學的認識和有效的研究手段。然而,來自古印度的佛教文化,改變了這一局面。具體來說,佛教文化對於漢語音韻研究的重要影響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反切的產生。反切是我國古代繼譬況、讀若、直音之後,又一種漢字注音方法。它利用兩個漢字來拼讀另一個漢字的讀音。古代直行書寫,反切的兩個字一上一下,上字取聲母、下字取韻母和聲調並將兩者加以拼合就可以得出被切字的讀音。關於反切產生的原因,從古至今,學者們提出了很多不同的看法,這些看法大致可以概括為漢語音節本身的特點和佛教文化的影響兩個方面,如果將它們綜合起來,可能會得到比較符合客觀事實的答案。一方面,如果暫時忽略聲調,漢語的音節結構一般都可分為聲母和韻母兩個部分,而且漢語音節中存在著大量的雙聲疊韻關係,這是反切產生的內部原因。另一方面,隨著佛教東來,中國人接觸了梵文及其輔音和母音兩相拼合成一詞的拼音方法,在梵漢詞語的音譯過程中,梵文的語音原理和拼音方法啟發人們以梵文為對比系統,反觀漢語單音節文字的基本結構,意識到漢字字音也可以分析為聲韻兩部分,於是,從漢語固有的雙聲疊韻現象中發現了可以用兩個漢字來拼一個字的讀音的注音方法,由此而產生了反切,這是反切產生的外部原因。反切的產生,標誌著中國古代學者對漢語語音結構的認識和語音分析的能力發生了質的飛躍,在中國語言學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第二,四聲的發現。漢語四聲的發現,與佛教文化有著十分密切的關係,對此,陳寅恪先生、俞敏先生等曾有過十分精闢的論述。梵語雖是無聲調語言,但在詠經時卻有三種不同的音樂重音,以求在誦讀的抑揚變化之間造成某種特殊的宗教氣氛,古印度聲明論據此分之為三聲。佛教輸入中國之後,佛教徒在轉讀經典時,梵語三聲的讀法也隨之輸入。中國的文人受到佛教徒摹擬梵文的聲調轉讀佛經的啟發,意識到漢語的語音也存在著類似的三種高低不同的聲調,但與之不同的是,漢字的聲調還有別義的作用,這三種聲調即後來所謂的平、上、去三聲。至於入聲,由於有三種塞音韻尾,與平、上、去三聲的差別在於音質上的不同,但是由於它讀音短促,在聲調上可以自成一類,這樣就與平、上、去三聲並列而成為四聲了。於是,在南朝齊梁之際,學者們明確提出了漢語存在四聲並以平、上、去、入為之命名。“四聲”的發現,標誌著中國學人已經能夠正確地把漢字字音結構區分為聲、韻、調三個部分,從而為音韻學的研究奠定了較為科學的理論基礎。 第三,字母的創制。中國古代學者把聲母的代表字稱作“字母”,字母的創制也主要得益于佛教文化。首先,字母孕育於説明反切拼讀的“歸納助紐字”。反切發明之後,人們已能把一個音節分析成聲韻兩大部分,進而根據雙聲原理,歸納同一類反切上字,並以若干字作為其代表,稱之為“歸納助紐字”,用於反切時加強聲母的讀音。它的性質與字母非常接近,是後來與聲母具有一對一固定關係的字母的雛形。其次,字母的產生是用漢語比對梵文和藏文字母的結果。一般認為字母首先由唐末和尚守溫創制,敦煌石窟中發現的《守溫韻學殘卷》所列三十字母是目前所知最早的真正意義上的漢語字母。據古今學者的研究,守溫的三十字母是參照藏文三十字母和《大般涅槃經?文字品》中所歸納的梵文“毗聲二十五字母”而創立的,而藏文字母雖於松贊干布在位時期由藏族“字聖”圖彌三菩劄創制,在時間上比漢語字母稍早,但它同樣是仿照梵文字母制定的。再者,“字母”這一名稱出自于《華嚴經》,是由梵語翻譯而來的。宋代學者在守溫三十字母的基礎上,根據當時的語音實際,增加了六個字母並更換了部分名稱,遂成為音韻學研究中應用極為廣泛、影響至為深遠的三十六字母。 第四,韻圖的興起。韻圖是等韻圖的簡稱,它能用比較直觀的方式反映某個時期的語音系統。按照通俗的說法,韻圖就是古代的聲韻調配合表,其基本原理是橫向表示聲母,縱向表示韻母和聲調,其中,相近的韻用不同的“等”來區分,在聲韻調交匯的格子中填入適當的字,代表一個有效的音節。韻圖的興起,同樣與佛教的傳播密切相關。古印度有一種供幼童學習用的梵文拼音表,它隨佛教一起傳入中國後,被中國僧人稱為“悉曇”,其格式是把母音排成行,用輔音逐個與之相拼。等韻圖就是仿照“悉曇”而作的,它最初也是佛教徒發明的。此外,從韻圖的術語中也可以看出其與佛教的關係。比如,現存最早的等韻圖《韻鏡》和《七音略》都有四十三轉,雖然對“轉”的意思學界尚有不同看法,但大家都承認,“轉”這個術語出自佛教。韻圖的橫行列字母,其產生必在字母創制之後。《守溫韻學殘卷》中有《四等重輕例》,對韻進行分等且與後世韻書分等基本相合,已是等韻圖的雛形。宋代以後,韻圖正式出現,漢語音韻學的一個重要分支——等韻學也由此而興起。 綜上可知,漢語音韻研究所受佛教文化的影響既體現在研究領域的開拓、研究內容的充實和研究術語的引進,但更重要的還在於研究方法的變革、研究觀念的更新和研究水準的提高。比如,對字音的標注由用一個字發展到用兩個字,對字音的分析從模糊到清晰、由二分到三分,根據發音部位和發音方法對字母進行分類,等韻圖中所蘊含的音位學思想,等等,這些方法和觀念對於推動古代音韻研究乃至語言研究,長期以來都發揮著非常重要的作用。 除了音韻學,古代訓詁學和文字學的發展也不同程度地受到了佛教文化的影響。在訓詁學方面,一是擴大了古書的注解範圍,由佛教傳入以前的以注釋儒家經典為主,發展為魏晉南北朝時對佛家、道家等其他經典都有不少注釋;二是受到佛教經典“講疏”的影響,產生了“義疏”這種新的訓詁體式;三是產生了一批注釋佛經音義的高品質的訓詁學著作,如玄應《一切經音義》、慧琳《一切經音義》等。在文字學領域,最主要的影響體現在俗文字學方面,不僅傳抄佛教經典的俗體字成為了俗文字學的重要研究物件,還產生了遼僧行均編撰的《龍龕手鑒》之類的著名俗體字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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